资助毛泽东设自修大学
1949年12月，毛泽东于中南海设下家宴，以示对远道而来、他亲自邀请的贵宾仇鳌先生的款待。宴会上，气氛融洽，欢声笑语不断。毛泽东屡次举杯，向这位须发皆白、精神焕发的长者热情举杯敬酒，并对随同作陪的党内外的朋友们章士钊、刘斐、林伯渠、李维汉、符定一说道：“亦山先生，各位都十分熟悉，无需我多做介绍。早年我们曾在长沙投身革命，亦山先生给予了我们最大的支持，为我们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为我们筹集了数千大洋，这笔资金对于我们的党来说至关重要，亦山先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于那些曾经为我们做过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忘记的。这件事情，我若不提，恐怕大家中有些人还不知道吧……”
毛泽东所述，系指1921年至1922年期间，仇鳌协助他们在长沙创立自修大学，那段深厚的友谊。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携使命返回长沙，着手筹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鉴于提升党团干部理论素养的迫切需求，二人决意于长沙创立一所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学习的“自动学习”学校。然而，种种难题接踵而至，其中办学经费及校址的选择尤为棘手。在多次商讨中，他们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仇鳌及船山学社。
仇鳌，字亦山，湖南汨罗人士，早年赴日本深造，毕业于明治大学。他积极参与反清斗争，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协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先驱倡导辛亥革命，之后又投身于“倒袁”及护法运动。尽管他无意于官场，仅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的要职及民政司长一职，但由于其年迈资深、学识渊博、思想开放、关注教育并提携后辈，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
“我们不应抱持狭隘的民族复仇观念，而应为全世界所有受压迫的民族谋求解放。”毛泽东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认为亦山先生的主张与研究会宗旨不谋而合，遂即任命仇鳌先生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指导员。
1921年11月，毛泽东与何叔衡莅临船山学社，拜访仇鳌先生，并向其阐述了创立一所新型大学的构想，该大学将融合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的优点，采用自主学习的方式，广泛研究各类学术，旨在探寻真理、培育人才，并将文化普及于民众，学术推广至社会。仇鳌先生对此表示赞同，并决定由船山学社负责承办，并命名为“湖南自修大学”。仇鳌亲自挥毫题写了校名，毛泽东则起草了学校的创办宣言和组织条例。船山学社的部分房产以及每月400银元的经费，均被划拨给了自修大学。仇鳌先生被选举为校长，毛泽东则担任教务主任。自此，湖南自修大学在仇鳌和船山学社的保护下，成为了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公开活动的基地，毛泽东亦迁至船山学社居住。
仇鳌仅是名校长，实则学校的所有事务均由毛泽东等一众精英亲自掌舵。学生群体主要由进步的知识分子、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以及党团的中坚力量组成。毛泽东及他的同袍们，一边在自修大学深造，一边投身于长沙等地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夜幕低垂，他们常齐聚于长沙文星桥五号的仇鳌居所，交换见闻，研讨工作。仇鳌夫人出身农门，性情温良，待客至诚，每次都热情周到。饮用的茶是汨罗特产的姜盐芝麻豆子茶，其口感咸中带甜，辣中透香，具有除湿解乏、舒胃提神的功效，深受毛泽东的喜爱，他常能一口气喝上五六碗。酒水则是由仇鳌的乡里亲友所赠的自酿谷酒，醇厚清香，绵软柔顺，既不辛辣刺激，也不会伤及脾胃。即便毛泽东并不嗜酒，每次也能适量品酌一两杯。他曾对仇鳌戏言：“你们的汨罗姜盐茶对于伤风感冒有着奇效；而汨罗的谷酒，味道甚至胜过‘白沙液’，应该给它起个名字。想当年，有闻名遐迩的美酒名为‘剑南春’，我觉得咱们汨罗谷酒便叫‘汨罗春’最为恰当。”
此后，自修大学相继设立了图书馆，创办了理论期刊，并为工农干部增设了进修班，校务日益兴盛。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仇鳌以振兴社会文化的名义，积极向社会各界筹款。自修大学成为了中共最早的党校，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及提升干部理论素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这也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不悦。仇鳌与赵恒惕素来政见相悖，此时矛盾愈发尖锐。1922年年底，仇鳌辞去了船山学社社长及自修大学校长职务，将所有事务移交给了毛泽东等人。次年，他便踏上了赴欧美考察的旅程。于是，何叔衡接替了船山学社社长的职位，李达则担任了自修大学校长的职务，直至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赵恒惕封闭。
湖南起义的功臣
1925年，仇鳌从欧美考察归来，此时毛泽东已赴上海。在随后的二十余年间，尽管他们未曾有机会亲自见面，但彼此心神相通，偶有书信往来，这份友谊始终未曾割断。毛泽东及其共产党同仁的主张和行动，对仇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逐渐向进步靠拢，从最初对革命的同情，到后来的倾向革命，最终他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仇鳌适在北京。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的号召，发表《旅京湖南同乡会对三一八惨案宣言》，怒斥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政府，表示要“誓死驱逐，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他主持召开了他的同乡、女师大学生杨德群烈士的追悼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还主持编辑了《三一八惨案湘籍六烈士纪念册》。
同年冬日，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挺进湘地。仇鳌执掌《湖南民国日报》，延请共产党员谢觉哉、龚饮冰担任主笔，致力于宣传革命的风云变幻，宣扬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然而，1927年盛夏，湖南军阀何键一手挑起了马日事变，肆无忌惮地血洗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国民党左派精英。仇鳌亦不幸被列名“共党”黑名单，险些沦为许克祥叛军的捕猎目标，幸赖邻里在夜深人静之际出手相救，方得以幸免于难。事后，毛泽东特托人送来慰问之信。
在北伐战争时期，仇鳌身兼战地委员与民政司长的重任，为前线提供坚实后盾。随后，他又担任了中国国民党铨叙部的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仇鳌担任国民参议员，在湖南各地积极负责战区难民救济事务，创办工厂及职业技术学校，确保难民得以自力更生，免受饥寒之苦。此外，他还多次向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推荐家乡的亲友及社会上的进步青年，引导他们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和抗日前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实行独裁统治，成立所谓“勘乱建国委员会”，聘请仇鳌为委员。仇鳌在大革命时期与蒋介石交往较密，但自四一二事变后，逐步认清其反革命面目，交往遂疏。对他消除异己、独裁专政，更坚决反对，乃毅然退还聘金和公费。后蒋又任命他为两湖监察使，仇鳌亦拒不赴任。他深知蒋家王朝已腐败透顶，民心丧失，便将国家及社会的一切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上。
1949年夏日，毛泽东统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挺进江南。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仇鳌取得联络，传达了毛泽东、林伯渠、李维汉、谢觉哉等老友的诚挚问候，并期望他凭借其显赫声望与影响力，为解放事业贡献己力。仇鳌欣然接受。面对白崇禧所率五十万大军在湖广地区负隅顽抗，仇鳌以故旧兼长辈的身份，力劝其脱离蒋介石，独立自主，但未能如愿。随后，他又劝其宣布隐退，以避免湖广百姓遭受战火之苦，然而此建议亦未被采纳。于是，仇鳌与白崇禧断绝关系，全力以赴支持程潜高举起义旗帜，争取湖南的和平解放。经协商，程潜负责全局及军事事务，而仇鳌则负责政治、文教、工商以及社会各界联络工作。
“共军主力正向南推进，长沙是我军必须争夺的关键之地，战事在所难免。先生高龄，仍身处战乱之城，实在让人担忧。恳请先生即刻离开长沙，前往广东，另谋高职，以备不时之需。我将派遣官员护送，确保您的行程安全，不知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白崇禧见仇鳌不语，又说：“我固知先生与毛泽东等共党要人有故旧之谊，但现为国共两党争夺天下，先生乃党国元戎，安能置三民主义于不顾而就范于共产主义?愿先生三思!”
仇鳌愤然回应：“三民主义的理想早已消散，这一点你我心中都清楚。蒋介石执掌中国二十余载，如今已陷入腐朽不堪的境地；你若仅凭那五十万已溃不成军的军队，试图阻挡共产党的南进，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只会加重百姓的苦难。倒是你应该三思而后行！我已年老，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只愿在有生之年，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如此便死而无憾，别无他求！”
白崇禧并未放弃，午后再次送来若干金条以作旅资，并坚决敦促仇鳌前往广东。然而，仇鳌却命侄子仇硕夫将金条原封不动地退回，以此表明他绝无前往的意图。恰逢仇鳌71岁寿辰之际，他曾赋诗抒发心志：
鸿洞风尘，又过一周。
龙钟暮色深，鱼烂忧心重。
梦醒天未明，鸡鸣雨不停。
老夫心力竭，望神州。
此诗抒发了他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忧虑，以及对实现解放的强烈渴望。
7月28日，白部撤退至衡阳，长沙得以摆脱和平解放的障碍，程潜重返长沙，众人正沉浸在喜悦之中，不料白崇禧因羞愤而怒不可遏，派出飞机对长沙的多个重要地区进行轰炸，更在仇鳌的住所投掷炸弹并进行扫射，幸而未造成人员伤亡。
“自辛亥革命以来，长沙屡次易主，此次和平解放，未曾动用一枪一炮，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实乃38年来前所未有之盛事！”
无意官场却诤言于毛泽东
三月末，毛泽东亲自发出电报，邀请仇鳌以及程潜、陈明仁、唐生智四位贤达前往北平，共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此时，仇鳌正隐居于故乡汨罗山之幽静村落。他回复毛泽东的电报，婉言辞谢道：“身患半肺之疾，老态龙钟，无所作为，愿隐居山林，安度余生……”追溯至1947年，仇鳌不幸患上肺癌，经胸腔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亲自主刀，切除右肺后病情方才得以缓解，自此，他自称“半肺老人”。电文中所言虽为实情，却也流露出他功成身退、淡泊名利的情怀。
毛泽东致仇鳌函。
十月，毛泽东再度亲笔致信，诚挚邀请：“即便先生无意接受职位，也请屈尊莅临京城，共叙友情。”同时，他请湖南省军区派遣人员前往汨罗乡下的住处进行探访。这份真挚的情谊深深打动了仇鳌，使他难以再推辞，于是带着秘书陈曼若、奠钧一以及侄子仇硕夫一同前往北京。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亲自前往车站迎接，他们一行人被安排入住北京饭店中央招待所。当时，毛泽东因国事繁忙，无法立即与仇鳌见面，便安排李维汉等人陪同仇鳌游览参观。仇鳌在目睹北京发生的巨大变化后，不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曾作诗抒发胸臆：
天回地转，旧帝京。
高阁红旗映晓日，小队交衢唱新声。
黄袍梦醒见太平。
兴亡乔木在，古柏峥嵘。
迅速地，毛泽东安排了家宴，用以为仇鳌接风洗尘。这便是文章开头所记述的那段往事。
“不过去挂个名而已！常言道，国民党时期税赋沉重，而共产党则会议繁多。你只需出席会议，若觉得有趣便留下聆听，若不感兴趣，大可起身离开便是。”
195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前夕，仇鳌致信毛泽东，一封洋洋数千字的长篇信函跃然纸上。在追溯往昔情谊之后，他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您的著作，其深度足以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与国家，在经济文化领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一旦政党涉足实际政治，最容易陷入停滞与腐败。在宣传革命、谈论主义的时代，破坏性的行动无所畏惧，往往能迅速取得成功；但革命胜利后，直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阶段，面对千头万绪，缺乏足够的学识和经验，不仅难以取得成就，而且错误频发，难免产生怀疑，出现停滞。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鼓起勇气，克服这些困难，确保既定政策得以逐步实施。此外，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时期，正如孟子所言：“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些都能忍受。然而，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困境忽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昔日敌人的所有物，精神与物质上都达到了愉悦的境地，但无形中也可能导致革命的伟大前景受到腐蚀的阻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党拥有一种革命武器，那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我们必须时刻掌握这一武器，不仅党员内部，党外人士也应争取共同运用，这样，所有的困难都可以克服。
国家初创之际，仇鳌便能够提出如此真挚且深刻的见解，这充分彰显了他内心的真知灼见和非凡的谋略。此外，他直击时弊，提出警策之词，切实做到了以诚相见，肝胆相照。也难怪毛泽东在阅读了他的信件之后，回信赞誉仇鳌道：“共产党正是需要您这样的诤友。”
伉俪情深，携手60年。
1954年，仇鳌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及民革中央委员，迁居北京定居。平日里，他喜好阅读史书以自娱，乐于吟诗作赋，诗风仿效杜甫，书法师从平原，常与邵力子、章士钊、刘斐、陈叔通等老友交往，每月必有一聚，聚会必作诗，相互叠韵吟咏，兴趣盎然。每逢佳节良辰，毛泽东主席常派人前来慰问，赠送礼品。有时，毛泽东还会亲自书写邀请函，邀请他小酌畅谈。每次会面，毛泽东主席总是亲自出门迎接，亲自搀扶，关怀备至。
携手归家六十年，再燃花烛共白头。纵然老去多病痛，依旧人间一段缘。红烛高照忆往昔，幼时憨态难自抑。红绡轻揭满室香，任人轻唤步蹒跚。古柏双枝栖老凤，并肩共忆旧时装。何时锦帐再携手，珠玉满身返洞房。身世悠悠历风波，眼见河清心自歌。河洲美景今再咏，并肩同行人皆羡。
“结为夫妻六十载，我国俗称为‘偕老’，外国则称之为‘钻石婚’，世间罕见，实乃值得庆贺之事！仇老夫人德行高尚，助夫教子，令人敬佩！当年她所煮的豆子茶与谷酒，其味至今仍历历在目！”说罢，他吩咐人送上了两盒君山毛尖、两瓶茅台老窖和两支高丽参，以此作为庆祝的礼物。
毛泽东重视健康。
“我的病情已经如此严重，不开刀必死无疑，而开刀尚存一线生机，你们不妨尝试一下。与其在痛苦中离世，不如在手术台上结束生命来得痛快。”
毛泽东见其态度坚定不移，深知劝说已无可能，于是指示李维汉负责，与全国政协及中央统战部共同牵头，组建了一支以北京胸腔医院院长黄家驷教授为领队的手术团队，并精心策划了手术方案。黄家驷教授医术高超，曾成功为仇鳌施行肺切除手术，此次再度由他亲自操刀，小心翼翼地打开右侧胸腔，排出大量脓血，使得老人的病情迅速好转。手术成功后，毛泽东亲自前往医院探望老人，并赠送了燕窝、银耳等珍贵补品，特别批准每月给予300元的生活补助，并多次叮嘱老人要珍重身体。
又逢一日，毛泽东偶至仇鳌的居所，便命车停下，步入门中探望老人。老人康复的消息让他深感欣慰，两人交谈甚久。随后，他吩咐随员为他和老人拍摄一张合影。毛泽东亲自将客厅中的一把藤椅搬至老人面前，小心翼翼地扶老人安坐，自己则站在老人的身后。数日后，毛泽东亲笔题词，并派人将照片送达老人手中。仇鳌珍视此照如至宝，悬挂于客厅中央。每当有客人来访，他总会详尽地讲述当时拍照的情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仇鳌性情洒脱，豪迈开朗；毛泽东则气度不凡，言谈风趣。二人年纪虽相差十余载，却谈得投机，日复一日，乐此不疲。毛泽东曾言，遇到同乡，说家乡话，饮家乡酒，尝家乡菜，实为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一日，仇鳌、章士钊、程潜、王季范等四人，受邀出席毛泽东的宴请。宴会上，他们好奇地询问来宾的身份。毛泽东微笑着回应：“你们很快便会认识他，先透露一点信息，他是你们的直接上司。”仇鳌等人猜测，或许是朱德总司令，或是刘少奇主席，亦或是周恩来总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前来赴宴的竟是刚刚获得特赦的溥仪。
“你不必拘礼，他们都是我的老友，常来常往，并不算外人。唯有你，才是真正远道而来的贵客！”
那天吃的是湖南家乡风味的菜，有辣椒、苦瓜、豆豉等。毛泽东给溥仪夹了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说：“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得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他指着仇鳌、程潜说：“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做了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毛泽东一席风趣的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1970年2月9日，一代杰出人士仇鳌先生不幸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二岁。先生的遗骸安葬于八宝山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