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深秋的长春，60军军长曾泽生的军部里，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他召集了麾下仅剩的两位师长——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21师师长陇耀，摊牌了部队的未来。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死守、突围，或是起义。
性格爽直的陇耀几乎没有犹豫，当场表态：“军座但有决断，我一定全力支持！”然而，另一位心腹大将，也是曾泽生多年旧部的白肇学，却出奇地沉默。他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茶杯，一言不发。
这份沉默，与陇耀的果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截然不同的反应，并非一时的冲动或胆怯，而是源于他们各自在国民党军队中刻骨铭心的经历，是血与泪浇灌出的不同答案。
叫我“60熊”？这口气忍不了
陇耀的爽快，源于早已积压到顶点的怨气和屈辱。他的暂编21师，几乎就是在杜聿明和梁华盛的联手算计下断送的。当初友军184师在海城被围，师长潘朔端被迫起义，驻守海龙的暂编21师唇亡齿寒。
曾泽生心急如焚，立刻发电请求让陇耀部撤退，但这份电报被长官部压了两天。就是这要命的两天，让陇耀的部队在撤往吉林市途中，一头扎进了早已张开的伏击圈，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当陇耀带着残兵败将退回吉林，派副官去向梁华盛要营房和粮食时，换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羞辱。梁华盛不仅不给，还破口大骂：“天天打败仗，你们还有脸住房子、吃粮食？我看你们别叫60军了，叫‘60熊’算了！”
这番话传到陇耀耳朵里，他当即就对曾泽生说：“我们就像小媳妇，哪个婆婆来了都得挨骂，这还有什么前途？”对于陇耀来说，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从未把他们当自己人，所谓的并肩作战，不过是让他们去当炮灰。因此，当“起义”这条路摆在面前时，他看到的是解脱和新生。
一首打油诗，刻在心上的伤疤
白肇学的沉默，则源于另一场更为惨痛和屈辱的记忆。他的沉默并非犹豫，而是背负着巨大伤亡的责任感，让他对任何可能导致更多弟兄牺牲的决定都慎之又慎。1947年夏，同样是梁华盛，强令兵力严重不足的60军出城作战。
曾泽生明知这是以卵击石，但军令如山，只好派白肇学率领182师的两个团出击双阳。结果，白肇学带着部队在双阳附近的鸭子架、大酱缸等山沟里来回转了十几天，连对手的影子都没摸到。
可梁华盛就是不准撤退。最终，部队的行踪规律被彻底掌握，一夜之间，白肇学的两个团遭到重创，544团几乎全军覆没，团长岳嘉祥当场阵亡。这场败仗，完全是梁华盛瞎指挥的直接后果。
更伤人的是，白肇学狼狈撤回吉林后，梁华盛专门让人编了一首打油诗在军中流传，肆意挖苦：“出兵不离鸭子架，山沟里头来回钻；白天前进夜晚退，几乎全落大酱缸。”这种将己方将士的鲜血和生命当作笑料的行为，彻底寒了白肇学和182师官兵的心。他的沉默，是对过去无谓牺牲的哀悼，也是对未来选择的极度审慎。
从“座上宾”到“出气筒”
个别的战役失利和将领羞辱，只是滇军在东北遭遇的缩影。早在1946年，当60军奉命开赴东北时，云南省主席卢汉就曾密电曾泽生：“保全部队力量，维持滇军的自主性。”这八个字，是曾泽生始终牢记的底线。
可一到东北，这支部队的命运就由不得自己了。刚到吉林，就被东北长官部副司令梁华盛拒之门外。堂堂中将军长曾泽生，只能把军部设在关公祠，自己住在药王庙的方丈室，士兵则挤在蚊虫遍地的破旧粮库里。
更过分的是，梁华盛公然任命自己的嫡系师长李鸿为吉林城防总指挥，把曾泽生置于一个少将的管辖之下。等到陈诚接替杜聿明主政东北，情况变本加厉。陈诚在军官大会上，不点名地痛斥：“有些部队军纪很坏，一打就败，以后再这样，我就撤销它的番号！”在场的60军军官个个义愤填膺，这分明就是指着他们的鼻子骂。
从被强行调离云南，到在海上就被拆分部队，再到被当作炮灰、受尽白眼和羞辱，60军的忠诚早已在一次次的排挤和牺牲中消磨殆尽。蒋氏偶尔的安抚，比如派卢汉前来慰问、任命曾泽生为吉林守备司令，都不过是看到策反力量介入后的亡羊补牢，早已无法挽回人心。
长春围城中的那场深夜密谈，曾泽生冷静地分析了局势：坚守是等死，突围是找死，起义是唯一的生路。陇耀的支持是绝望中的呐喊，而白肇学的沉默，则是对弟兄们生命负责的最后一道防线。最终，对国民党彻底的失望，压倒了所有的顾虑。
1948年10月17日，在说服了白肇学后，曾泽生率60军通电起义。这根稻草，彻底压垮了长春城内国民党守军的心理防线，几天后，新七军投降，长春和平解放。这支曾被讥讽为“60熊”的部队，用自己的行动，为无数士兵和百姓找到了一条活路。
后来，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朝鲜战场上，于汉江南岸面对“联合国军”的王牌部队，浴血奋战近50个昼夜，打出了军威，赢得了“50军打得好”的高度评价。曾泽生和他的弟兄们，用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场新生，证明了当初在长春那个寒夜里做出的抉择，究竟有多么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