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以下权威史料创作：· 中国政协网《从战犯到公民——周总理秘书童小鹏回忆特赦战犯的教育改造》· 中国统促会《一项推动和平统一祖国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六十年记》·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杜聿明回忆录》
1959年9月17日深夜，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昏黄的灯光下，杜聿明死死盯着墙上的《人民日报》，那份报纸已经被翻得卷了边。
"中共中央关于特赦战争罪犯的指示……"
十个字，他默念了不知多少遍。
隔壁囚室传来王耀武压低的声音："老杜，这次……会有咱们吗？"
没人能回答。
功德林里关押着两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师长、军长、兵团司令、省主席……哪一个不是跟随老蒋多年的心腹？
可为什么，偏偏只有十个人能获得特赦？
标准究竟是什么？
三个月后，当那十个名字在特赦大会上被一一宣读时，整个功德林都沸腾了。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他们时说的第一句话——
那句话，让这些铁骨铮铮的将军们，当场泪流满面……
01
1959年12月3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夜色如墨，寒风呼啸。
八角楼上的哨兵来回踱步，皮靴踩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八条放射状的胡同里，却灯火通明。
"甲字号"胡同第三间囚室，杜聿明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一支香烟，烟头的火星在黑暗中明明灭灭。
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
这位曾经统帅数十万大军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此刻却像个等待发榜的考生，心跳得厉害。
"老杜，还没睡？"
隔壁传来宋希濂的声音。这位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黄埔一期的同窗，此刻也毫无睡意。
"睡不着。"杜聿明把烟头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老宋，你说……明天会不会……"
话没说完，走廊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
管理所副所长胡大树快步走来，身后跟着几名干事，手里抱着厚厚的文件。
所有囚室的门同时被打开。
"全体集合！明天上午九点半，礼堂召开特赦大会！"
胡大树的声音洪亮有力，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一石激起千层浪。
"乙字号"胡同里，王耀武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位曾经的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在济南战役中被俘后，已经在功德林度过了十年光阴。
"特赦大会……终于来了。"
他的手微微颤抖着，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照片——那是他离开济南前，与妻子的最后一张合影。
照片已经泛黄，边角磨损得厉害，但他每天都要看一眼。
"丙字号"胡同，曾扩情正在给自己泡茶。
这位黄埔一期的"扩大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已经65岁了。1949年12月，他在广汉深山的寺庙里躲藏时被抓获，那时他甚至剃度当了和尚。
"特赦……"他喃喃自语，"周先生，还记得当年在黄埔的学生吗？"
1925年，他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时，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那段师生情谊，已经过去34年了。
"丁字号"胡同，郑庭笈坐在书桌前，正在写检讨材料。
这位第49军军长，黄埔五期毕业生，在昆仑关战役中击毙日军中村正雄，也曾率部入缅作战。但内战中的所作所为，让他愧疚难当。
听到"特赦大会"四个字，他手中的钢笔"啪嗒"一声掉在桌上，墨水洇开一片。
那一夜，功德林无人入眠。
有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脚步声此起彼伏。
有人跪在床前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
有人翻出十年来的学习笔记，一页页翻看，试图从中找出自己是否"改造合格"的证据。
1959年12月4日，上午9点。
功德林礼堂。
这座能容纳五百人的大礼堂，此刻座无虚席。两百多名战犯身着统一的灰色囚服，分列两侧。
礼堂正中悬挂着巨大的横幅："特赠战争罪犯大会"
左侧标语："我们的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右侧标语："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
主席台上，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已经就位，手中捧着一份文件——那份文件上，写着改变十个人命运的名字。
九点三十分整。
大会正式开始。
礼堂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两百多双眼睛齐刷刷盯着主席台，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法官站起身，声音庄严而有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签署的特赦令，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现宣布首批特赦战犯名单——"
他停顿了三秒，目光扫过台下。
那三秒钟，仿佛三个世纪那么漫长。
"第一名：杜聿明！"
声音如同惊雷，在礼堂里炸响。
杜聿明整个人僵住了。
"有！"他机械地应了一声，立即站了起来。
身边的人推了他一把："老杜！上去！"
他这才反应过来，踉跄着站起身，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管理员叫他出列，到前面一列长凳前，面向主席台肃立。
五十五岁的将军，走向主席台的每一步都那么艰难。
法官将一本红色封面的特赦通知书递到他手中，那本薄薄的册子，重如千斤。
杜聿明双手颤抖着接过，深深鞠躬——一下、两下、三下。
然后，这位曾经指挥过东北战场、徐州战场的铁血将军，热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起来。
泪水打湿了特赦通知书的封面。
"第二名：王耀武！"
"第三名：曾扩情！"
"第四名：宋希濂！"
"第五名：陈长捷！"
"第六名：杨伯涛！"
"第七名：郑庭笈！"
"第八名：邱行湘！"
"第九名：周振强！"
"第十名：卢浚泉！"
十个名字，一个比一个响亮。
每念一个，就有一个人踉跄着走向主席台，接过那本红色的特赠通知书，然后泪如雨下。
宋希濂接过通知书时，双手抖得几乎拿不住。这位52岁的黄埔一期毕业生，在川湘鄂边区被俘时，曾试图投河自尽，被部下拦住。
十年了，他以为自己会死在功德林。
没想到，还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王耀武站在台上，眼眶通红。当年"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响彻山东大地，他化妆突围时，因为用了美国进口的高级卫生纸而被识破身份。
如今，他居然获得了特赦。
郑庭笈接过通知书的瞬间，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
黄埔军校教官的喝令、昆仑关战役的枪炮声、缅甸战场的血雨腥风、秦城农场的锄头落地声……
一切的一切，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
台下，没有被点到名字的战犯们，表情复杂。
有人低下头，默默流泪。
有人握紧拳头，指甲陷进掌心。
有人不甘地喊出声："完了？就这十个？"
但更多的人，眼中燃起了希望的火光——
连杜聿明、王耀武这样的"大战犯"都能被特赦，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好好改造，将来也有机会？
大会结束后，十位特赦战犯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
管理所所长王英光走进来，脸上带着少见的笑容：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战犯，而是新中国的公民。"
"同志"这个称呼，让十个人都愣住了。
这个词，距离他们已经太遥远了。
"十天后，周总理要亲自接见你们。现在，先让你们给家人写信报平安。"
写信？
杜聿明的手又开始颤抖。
他的妻子曹秀清1949年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以为他早就死了。这十年，音讯全无。
王耀武想起了济南的家，想起了妻子郑宜兰。
宋希濂想起了远在美国的亲人……
那一夜，十个人都写了很长很长的信。
信纸上，泪痕斑斑。
02
时间回溯到1959年9月8日，北京，中南海。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空气凝重。
桌上摆着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
这份文件，是毛泽东亲自提议起草的。
"今年国庆十周年，是否可以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
毛主席的建议传达下来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有人赞成："这体现了我们的政策宽大，有利于争取台湾。"
有人反对："这些战犯罪行累累，怎能轻易释放？"
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
最终，会议通过了这个建议。
但紧接着，更大的难题来了——
特赦谁？不特赦谁？
标准是什么？
1959年10月，周恩来的办公室。
夜深人静，西花厅的灯还亮着。
周恩来伏案工作，面前堆满了功德林送来的档案——两百多份，每一份都厚达数十页。
这些档案记录着每个战犯的详细情况：
出身、学历、军衔、职务、被俘经过、改造表现、思想汇报……
周恩来一份份翻看，手中的红蓝铅笔不时在关键处做标记。
红色——重点考虑
蓝色——需要进一步观察
秘书注意到，总理在杜聿明的档案上停留的时间最长。
档案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杜聿明的履历：
陕西米脂人，1904年生，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抗战期间指挥昆仑关战役大捷……
周恩来用红笔在"黄埔一期"四个字下面画了重重的一横。
然后在档案空白处批注了六个字："黄埔同学，可用。"
王耀武的档案被打开。
山东泰安人，1904年生，黄埔三期，曾任第74军军长、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抗战期间参加淞沪会战、南昌会战、湘西会战……
周恩来在"湘西会战"旁边画了一个圈。
那一战，王耀武指挥的第74军重创日军，是抗战后期的重要胜利。
宋希濂、曾扩情、郑庭笈……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从档案中跳出来。
有些，是黄埔军校时的学生。
有些，是抗日战场上的功臣。
有些，内战中双手沾满鲜血，但如今改造表现良好。
凌晨两点，周恩来放下手中的铅笔。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三个维度的特赦标准：
第一：身份代表性
必须是黄埔出身或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海外有影响力，能发挥统战作用。
第二：改造表现
思想转变明显，有真诚的悔改态度，劳动积极，与群众关系良好。
第三：历史功绩
抗日战争期间立过功，对民族有贡献，这是重要的加分项。
三个标准，缺一不可。
1959年11月初，毛泽东的书房。
周恩来带着初步拟定的名单，前来请示。
名单上，有十五个名字。
毛泽东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着名单。
他用毛笔在每个名字后面，都画了一个圈。
"杜聿明，黄埔一期，打过昆仑关，虽然后来跟我们作对，但抗战有功，可以。"
"王耀武，黄埔三期，湘西会战打得不错，济南战役虽然败了，但他是军人，服从命令，可以理解。"
"宋希濂，黄埔一期，川军出身，抗战时守惠通桥、打滇西，是条汉子，可以。"
"曾扩情，黄埔一期，1925年就跟着恩来同志干政治工作，虽然后来走错了路，但念在旧情，可以。"
毛主席一边说，一边在名单上做标记。
说到第十一个人时，他停下了。
"这几个……再观察观察。"
最终，十五个名字，被缩减到十个。
周恩来问："主席，为什么偏偏是这十个？"
毛泽东放下毛笔，点燃一支烟，沉思片刻，缓缓说道：
"恩来啊，这十个人，个个都是黄埔出身或者国民党的柱石。"
"特赦他们，不是为了他们个人，是为了天下。"
"台湾还有他们的同学、部下、故交。这些人看到大陆如此宽宏大量，心里会怎么想？"
"海外那些犹豫的人，看到我们这样对待战俘，会不会重新考虑回来？"
"这盘棋，下的是统一的大局。"
周恩来恍然大悟。
他想起了1924年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时的情景——
那些年轻的学生，在课堂上听他讲三民主义，讲革命理想，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后来，他们有的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却选择了国民党。
师生反目，兵戎相见。
如今，历史的车轮转了一圈，那些学生已经两鬓斑白，有的成了阶下囚。
作为老师，怎能不痛心？
"主席，我明白了。"周恩来的声音有些哽咽，"这十个人，是我们向台湾、向海外发出的信号——"
"只要回到人民的怀抱，过去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
毛泽东点点头，用力按灭了烟头：
"你去安排吧。特赦大会之后，你亲自接见他们。"
"尤其是那几个黄埔的学生，你这个老师，要好好跟他们谈谈。"
1959年11月中旬，周恩来找到张治中、傅作义。
这两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早已起义投诚，现在担任国家重要职务。
"文白、宜生，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周恩来开门见山。
"功德林里的那些老同事、老部下，你们去看看他们，做做工作。"
"特赦的名单已经定了，但还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是这十个人。"
张治中和傅作义欣然领命。
接下来的半个月，他们多次前往功德林，与那些战犯促膝长谈。
张治中对杜聿明说："老杜，当年咱们都是为党国效力，如今国共两党要和平统一，你们这些人，正好可以发挥作用。"
傅作义对王耀武说："耀武兄，我当年起义，就是看清了大势。你现在被特赦，正是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些话，像春风化雨，滋润着战犯们干涸的心田。
1959年12月1日，最终的特赦名单呈报毛泽东。
毛主席用毛笔，在十个名字上，一个个郑重地画了圈。
"就这十个，批准。"
三天后，功德林的特赦大会如期举行。
这十个名字，牵动着海峡两岸、海内海外无数人的心。
03
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北京中南海西花厅。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青砖灰瓦上，一切显得那么宁静祥和。
两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入西花厅，车上坐着刚刚获得特赦的国民党将领和末代皇帝溥仪。
杜聿明坐在最前排，双手紧紧攥着衣角。
他换上了管理所发的崭新的中山装，胸前的纽扣扣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但他的手心，全是汗。
"老杜，别紧张。"旁边的宋希濂低声说，"周先生向来和蔼，不会为难我们。"
"我不是紧张。"杜聿明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是……愧疚。"
1924年，黄埔军校。
那一年，杜聿明二十岁，是黄埔一期的学生。
周恩来二十六岁，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课堂上，周恩来讲三民主义，讲工农革命，讲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
年轻的杜聿明听得如痴如醉，觉得这位老师，真是满腹经纶，气宇轩昂。
那时候，他甚至想过，要跟着周主任干革命。
可后来……
历史拐了一个弯，他选择了国民党，成了蒋介石的心腹。
师生反目，战场相见。
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他以战犯的身份，再次见到当年的老师。
杜聿明的心中，五味杂陈。
车停在西花厅门口。
秘书走出来："周总理请各位进去。"
十一个人鱼贯而入，走进会客厅。
除了功德林的十位，还有从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的溥仪。溥仪住在五妹家里，单独用小车接来，迟到了几分钟。
会客厅里，除了周恩来，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习仲勋，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以及著名民主人士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章士钊、屈武。
徐冰诙谐地指着溥仪对大家说："这位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在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
溥仪身穿一套蓝棉制服，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听完介绍后，转身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然后就座。
看到周恩来的那一刻——
周恩来起身，向他们走来。
他穿着整洁的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那笑容，和三十五年前在黄埔军校时，一模一样。
"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
周恩来一个个叫出他们的名字，走上前，和每个人握手。
握手的力度不重，但很温暖。
当握到曾扩情的手时，周恩来突然停住了，仔细看着他：
"扩大哥？是你吗？"
曾扩情一愣，随即老泪纵横。
"扩大哥"——这个称呼，已经三十四年没人这样叫他了。
1925年，他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时，因为年纪比同期大，大家都叫他"扩大哥"。
周恩来还记得！
"周先生……"曾扩情的声音哽咽了，"学生……学生走错了路，对不起您！"
周恩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今天请你们来，不是追究过去，而是谈未来。"
十一个人在沙发上坐下，气氛有些拘谨。
周恩来亲自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然后坐在他们对面。
他环视一圈，缓缓开口：
"诸位，在座的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我和文白（张治中）都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是你们的老师。"
"学生走错了路，不管怎么说，老师多少也是有责任的！"
这句话一出，张治中频频点头，陈毅也爽朗地笑出声来。
在座的十一个人，紧张的情绪立刻消除了大半。
杜聿明的眼眶红了。
宋希濂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
王耀武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像堵了一团棉花，什么也说不出来。
周恩来顿了顿，目光变得深邃：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特赦的是你们十个人？"
"功德林里两百多名战犯，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你们？"
十一个人齐刷刷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渴望。
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们整整十天。
王耀武忍不住问："周总理，我们……我们也想知道这个答案。"
周恩来深吸一口气，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昨天，我去见了主席。"
"主席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
会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杜聿明的心脏狂跳，手心的汗浸透了裤子。
毛主席的话……那将是决定他们命运的关键！
周恩来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最后停在杜聿明脸上。
他缓缓开口：
"主席说——"
就在这时，杜聿明双腿一软，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周恩来看着颤抖的杜聿明，声音温和而坚定：
"主席说：'他们是我的学生，也是你们的老师。'"
一句话，如同春雷炸响。
杜聿明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
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所有黄埔出身的将领，全都泪流满面。
"学生"——这两个字，承载着毛主席对他们的认可。
"老师"——这两个字，赋予了他们新的使命。
周恩来继续解释：
"主席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当年在黄埔是我们的学生，现在要成为新中国的老师。"
"成为什么老师？"
"成为向台湾、向海外传递真相的老师！"
"你们在台湾还有同学、部下、故交，你们的经历，你们的转变，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
"这，就是为什么选你们十个人的真正原因！"
陈毅副总理接过话茬：
"你们十个，八个黄埔出身，两个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
"在台湾，在海外，谁不认识你们？"
"杜聿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蒋介石的心腹！"
"王耀武，山东省主席，湘西会战的英雄！"
"宋希濂，黄埔一期，川军名将！"
"你们这样的人都能被宽大处理，都能重获新生，那些还在犹豫的人，会怎么想？"
张治中也说：
"特赦你们，是一盘大棋。"
"这盘棋，下的不是你们十个人，而是整个台湾，整个海外华人圈。"
"让他们看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要和平统一的。"
杜聿明擦干眼泪，颤抖着站起来：
"周总理，学生明白了。"
"这不仅仅是特赦，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使命。"
"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
周恩来立即摆摆手，笑着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
几句话，说得杜聿明心情更加激动，一再表示要继续改造自己，戴罪立功。
杜聿明又向陈毅检讨说："我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见面。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
陈毅哈哈大笑，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周恩来话锋一转：
"现在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
"第一，你们愿不愿意为祖国统一大业出力？"
"第二，你们愿不愿意给在台湾的老同学、老部下写信，把大陆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
"第三，你们愿不愿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劝说台湾方面，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重。
十一个人对视一眼，然后齐刷刷站起来：
"愿意！"
"我们愿意！"
"能为祖国统一出力，是我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声音此起彼伏，但每一句都发自肺腑。
杜聿明更是激动地说："周总理，我们在台湾还有很多同学，有黄埔的，有中央军校的。我们会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大陆的真实情况，劝他们早日回来！"
王耀武说："我在济南战役被俘，本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共产党不但没杀我，还给我治病，教育我，如今又特赦我。这份恩情，我一辈子也还不完。我愿意用余生，为祖国统一做点事情。"
宋希濂说："当年我在四川被俘时，想跳河自尽，是解放军把我救下来。十年改造，我才明白，自己过去做了多少错事。现在有机会将功赎罪，我一定全力以赴。"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
"好，很好。"
"但我要提醒你们，给台湾写信，不要空喊口号，要讲真话，讲实情。"
"把你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告诉他们。"
"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最有说服力。"
会见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临别时，周恩来又说了一句话：
"你们出去后，还要继续改造，但不是改造成别人，而是改造成最好的自己。"
"你们都是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国家需要你们，人民需要你们。"
"希望你们在新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为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十一个人深深鞠躬，眼含热泪地走出西花厅。
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
那一刻，他们真正感受到，自己获得了新生。
04
1960年春，北京郊区。
十位特赦战犯被安排到红星人民公社，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改造。
这是他们彻底融入社会前的最后一道关卡。
清晨，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扛着锄头，走在田间小路上。
五十多岁的年纪，干起农活来，确实有些吃力。
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王耀武负责浇水，每天要挑几十担水。
宋希濂负责除草，经常一干就是大半天。
杜聿明年纪最大，被安排去管理葡萄园。
一开始，他连剪枝都不会，虚心向果农请教。
慢慢地，他摸索出了门道，剪枝既快又好，被同学们称为"剪枝冠军"。
一年后，1961年春。
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召集十位特赦战犯开会。
会议室里，大家都有些紧张，不知道又要宣布什么。
徐冰站起来，面带笑容：
"首批特赦人员在农村参加劳动，接触社会，一年期限已满。"
"经统战部研究决定，安排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等七人，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
"其他人员，将照顾家庭和个人意向，在外地政协做专员。"
"你们都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定会发挥作用。"
说完，他举起酒杯：
"为祝贺各位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干杯！"
在热烈的掌声中，杜聿明再次热泪盈眶。
"同志"这个称呼，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同凡响！
1961年到1975年，中国政府又进行了六次特赦。
每一次，都有一批战犯获得释放。
到1975年，功德林关押的所有国民党战犯，全部被特赦完毕。
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而那些被特赦的人，也没有辜负国家的信任。
杜聿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后，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真实记录了国民党军队的历史，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他还多次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文章，在电台发表讲话，以亲身经历劝告台湾的老同学、老部下，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0年5月，周恩来邀请杜聿明参加接待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
后来，周恩来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时，也邀请杜聿明作陪，并向客人介绍说："这是杜聿明将军。"
1963年10月，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从美国回到北京，阔别十四年，终于团聚。
周恩来闻讯，十分欣慰。11月，周恩来与陈毅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杜聿明、溥仪等文史专员和他们的妻子。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进入新阶段。
杜聿明积极响应，继续为两岸统一奔走呼号。
王耀武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也积极为祖国统一工作。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份恩情，永生难忘。"
宋希濂晚年移居美国，但始终心系祖国，多次撰文介绍大陆的发展变化。
1993年，他在美国纽约病逝，享年86岁。
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这一生，走过很多弯路，但最后能回到人民的怀抱，此生无憾。"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肾衰竭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弥留之际，他立下遗言：
"病危深思，最关怀者一言而已，盼在台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
全国政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悼词中写道："杜聿明同志晚年为祖国统一大业，为全国政协的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回望1959年那场特赦。
周恩来圈定的这十个人，不是偶然，而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他们的身份——黄埔出身，国民党高级将领。
他们的经历——抗战有功，内战失败。
他们的影响——在台湾、海外有广泛的人脉关系。
特赦他们，不仅仅是给他们个人以新生，更是向全世界宣示：
中国共产党是讲政策、讲宽大的。
只要愿意回到人民的怀抱，过去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
祖国统一的大门，永远敞开。
这，就是1959年首批特赦背后的深意。
这盘棋，下的不是一城一池，而是民族大义。
毛泽东和周恩来，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以革命者的宽广胸怀，为祖国和平统一，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而那十个被特赦的国民党将领，也用他们后半生的努力，证明了这个政策的正确。
历史，终将记住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