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聂荣臻，均为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在大革命的风云变幻之际，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革命烽火中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自1927年7月在武汉初次相遇，他们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结下了坚如磐石的战友情谊。
与敌于敌后作战
刘伯承，四川开县（今属重庆市开州区）人士，聂荣臻，则来自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刘伯承在川军服役期间，历经战火，智谋过人，堪称川中战场的著名将领。然而，在军阀纷争的漩涡中，他未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陷入了深深的迷茫。1926年5月，在吴玉章和杨闇公的推荐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聂荣臻在1919年末踏上了赴欧洲勤工俭学的旅程，1923年春天，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他遵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随后转至苏联红军学校的中国班，专攻军事。1925年9月，聂荣臻结束在苏联的学习，返回祖国，随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
刘伯承与聂荣臻的友谊源起于大革命时期的风起云涌的武汉。在1927年夏季，刘伯承在泸顺起义受挫后，历经辗转，抵达了陕、豫之地，进而抵达武汉。此时，聂荣臻正随北伐军抵达汉口，并投身于中共中央军委的工作。两人初次相遇，便匆匆别离，不久后各自奔赴南昌，投身于南昌起义的筹备之中。刘伯承在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担任参谋长一职，而聂荣臻则担任了11军的党代表。南征起义失利后，他们一同转移至香港。随后，刘伯承前往苏联莫斯科的高等步兵学校以及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而聂荣臻则转战广州，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广州起义。
不久，广州起义的失利使得聂荣臻再次踏上征程，他先后前往香港和顺直省委，投身于兵运工作的策划。1930年5月，他抵达上海，投身于中央特科的工作。同年夏日，刘伯承历经苏联至满洲里的秘密旅程，悄然回到国内，抵达了上海。中央军委的接头任务便落在了聂荣臻的肩上。两位四川同乡因久别重逢而倍感亲切，他们彻夜长谈，分享着彼此的离别经历。刘伯承抵达上海后，即刻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的参谋长。9月，应党中央的派遣，他前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不久后，他返回上海，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彼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聂荣臻时常为刘伯承献策，传授地下工作经验。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亦常乔装成富家女、贵妇，为刘伯承秘密传递军事书籍和情报，为其工作提供掩护。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刘伯承曾四次更迭住所。即便如此，他们仍时常遭受敌人的跟踪，时刻面临着被反动势力逮捕的威胁。
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中央军委当时正全力以赴地组织从苏联归来的同志投身于军事翻译工作，旨在为中央军委干部训练班以及各地的武装斗争提供必要的教材。尽管资料稀缺，工作环境艰苦，刘伯承同志还是设法搞到了一部《俄汉词典》，而聂荣臻同志则借助中央特科的关系，想方设法为我们送来了若干参考书籍和资料，使得我们至少拥有了一丝基本的工作条件。在上海期间，刘伯承同志负责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并与傅钟同志等一道对《苏军政治工作条例》以及《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涉及军事技术和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译稿进行了校对。周恩来和聂荣臻同志均参与了讨论。
刘伯承与聂荣臻等将领，在肩负翻译重任之际，亦共同承担起为中央军委军事干部训练班授课及策划军事行动的职责。该训练班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旨在短期培训军事干部。课程内容涵盖革命形势与武装斗争等关键议题。学员则由苏区和白区的地方法务委员会精心挑选。刘伯承、聂荣臻等在翻译工作之余，亦频繁前来此地进行军事教学。
1931年的农历新春佳节，刘伯承与聂荣臻欢聚一堂，围坐在年夜饭的桌前，共同庆祝中央苏区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他们由衷地赞誉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的高超才华，共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长征伴侣
自顾顺章背叛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实施的白色恐怖愈发猖獗。1931年12月，聂荣臻与刘伯承遵照临时中央的指令，离开上海，先后抵达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聂荣臻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以及红1军团的政治委员。刘伯承起初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并兼任政治委员，随后又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等要职。这两位老友在中央苏区再度相逢。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参与了苏区反“围剿”的艰苦斗争。然而，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他们与中央红军一同踏上了长征的征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在会上，刘伯承与聂荣臻全力支持并赞同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力主由毛泽东指挥红军。他们共同提出建议，主张红军应渡过长江，挺进川西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此建议经中央审议后得以采纳。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协助毛泽东等人组织并指挥了四渡赤水、二占遵义等一系列战役，成功帮助红军突破敌军重围。金沙江的巧妙渡河，便是刘伯承亲自指挥的杰作，若红军未能成功渡过，则面临全军覆灭的严重危机。当聂荣臻率领部队抵达刘伯承开辟的渡口时，两人相见，紧紧相拥，共同为红军取得的战略性胜利而欣喜。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上进发，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任命刘伯承与聂荣臻为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与政治委员，肩负起为红军北上开辟道路的重任。
5月20日的拂晓，刘伯承与聂荣臻抵达四川冕宁东南部的泸沽镇。随即，他们便着手进行紧张的战役部署。彼时，从中央红军驻地的泸沽至大渡河，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条是通往大渡河的“官道”大路，途径凉山与越西；另一条则是通往安顺场的密林小径，位于冕宁境内。蒋介石推测红军可能会选择走大路，而畏惧于小路的险恶，因此在官道上部署了重兵，意图进行围追堵截。
入夜，中共冕宁地下组织委派的情报人员详细汇报了该路段的局势。刘伯承与聂荣臻商讨道：“敌方似乎判断我军将取道大路，将富林置于大渡河畔的防守要地，若我军选择在富林渡河，将直面敌军主力，难以取胜。”彼时，为绕开强敌，早日渡过大渡河，唯有选择冕宁至安顺场的那条蜿蜒小道。然而，若要走冕宁至安顺场的小路，不可避免地需穿越大凉山彝族区域。彝族内部有黑彝和白彝之分，黑彝代表着纯种的彝族血统，而白彝则是彝与汉混血的族群，彼此间矛盾频发。尽管如此，面对四川军阀刘文辉与刘湘的阻挠，此刻唯有选择这条路，穿越彝族区，才能继续前进。
不久，刘伯承与聂荣臻携手草拟了一份电报，恳请中革军委调整行军路线，然而却始终未能取得联系。无奈之下，两人决定先行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前往冕宁。途中，刘伯承向聂荣臻及众部下详尽阐释了彝族地区的地理、风俗和人情，剖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旨在让大家放下恐惧与忧虑。他们共同商定，穿越大凉山彝族区域时，绝不能采取硬碰硬的策略，而应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力求在彝族同胞的协助下顺利通过。
红军攻克冕宁县城之际，刘伯承与聂荣臻下令释放了被囚禁于国民党监狱的彝族各部落首领，并由他们亲自邀请首领们至县城一饭店举杯畅饮，同时向他们阐释了民族平等的政策。获释的彝族同胞们领受了红军发放的物资，衣物与食品，归家后成为红军民族政策的忠实宣传者。翌日晨曦微露，红军先头部队踏入彝族区域，彝族首领小叶丹率领民众沿途热烈欢迎。在彝海之畔，刘伯承与小叶丹共饮鸡血酒，以血为誓，结为兄弟。在小叶丹的护送之下，中央红军未遇任何抵抗，安然无恙地穿越了彝族区域。
紧接着，刘伯承与聂荣臻等人夜以继日地朝着大渡河方向急速行进。夜色降临，山道蜿蜒曲折。由于刘伯承视力不佳，聂荣臻便利用在冕宁缴获的一只法国制造的摩擦式电筒照亮前方道路，自己则紧握着刘伯承的衣角，依靠那微弱而闪烁的光芒，一步一个脚印地相互扶持前行。不久，刘伯承与聂荣臻带领的部队抵达了安顺场。安顺场渡口，大渡河河面宽阔，达300余米，流速每秒超过4米，水深达30米，河床布满嶙峋的乱石。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指挥下，17名勇士勇敢地发起强渡大渡河的挑战。为了分散对岸国民党军队的火力，刘伯承和聂荣臻毅然决然地置身于险境，主动暴露自己以吸引敌军火力，他们的无畏牺牲精神也极大地激励了队伍中的每一个人。经过一番激战，先头部队终于成功跨越了这道险峻的天险大渡河。
此刻，依据中央的部署，部队分为两路，沿河而上，协同作战，目标是夺取泸定桥。5月27日，刘伯承与聂荣臻率领的右纵队启程。渡河后，夜幕低垂，他们在一片山坡上露营，却未曾料到，竟与敌方同驻一村。翌日发现此事后，双方展开激战，俘获了数名敌军。此后，刘伯承率领部分部队先行，计划攻占由一个营敌军把守的隘口。聂荣臻在行进途中不断审问俘虏，从中得知刘文辉的一个旅正部署在红军前进路线的侧后方高地。聂荣臻立即将这一情报通知刘伯承，并迅速调整部署，红军随即向刘文辉的旅团发起猛攻，成功击溃了敌军。与此同时，左纵队红2师4团经过一番激战，于5月29日下午5时成功占领泸定桥。
5月30日凌晨，拂晓尚未破晓，刘伯承与聂荣臻抵达泸定城。在红4团政治委员杨成武等人的陪同下，他们登上泸定桥，对桥梁进行了细致的视察。行至桥中央，刘伯承忽然驻足，于桥板上用力踏了三下，满含感慨地呼喊：“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曾为之倾注了多少心力，付出了多少辛劳！如今，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聂荣臻亦激动地附和。
并肩战华北
全面抗战一经爆发，聂荣臻便先后担任了八路军第115师的副师长及政治委员。他与林彪并肩作战，成功指挥了平型关战役，实现了全面抗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此举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赢得了国内外广泛赞誉与高度评价。1937年11月，聂荣臻遵照八路军总部指令，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3000名战士，在敌后创建了首个抗日根据地。
刘伯承，作为八路军第129师的师长，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并肩作战，率领部队在太行山地区浴血奋战。他卓越指挥下，部队接连发起了夜袭阳明堡、神头岭、响堂铺，以及晋东南地区的反“九路围攻”和冀南的反十一路“扫荡”等一系列声名显赫的战役和战斗。这些战斗对侵华日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并成功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大抗日根据地紧密相连，彼此间频繁互动，协同作战无间。特别是在1940年对正太路的联合破袭行动中，两地军民齐心协力，对华北日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1940年的春天，聂荣臻等一行人从晋察冀边区出发，抵达山西辽县峪镇，拜访了八路军总部，与129师的领导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合影中，从左至右依次是聂荣臻、朱德、刘伯承和邓小平。
1940年春季，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齐聚一堂，共商破坏正太铁路之策。彭德怀随即以八路军总部之名义，向129师、120师及晋察冀军区等部队发布了进攻与破坏正太铁路的指令。起初，计划仅动员约20个团的兵力，然而战事一开，捷报频传，参战部队日益增多，规模亦随之扩大。最终，参战兵力增至105个团，这场战役被誉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首次大规模对日攻势，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士气，其影响深远，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亦在国际舞台上产生了重大反响。
1943年，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作出决策，将大后方工作的领导层及各根据地的军队领导人召回延安，统一参与整风学习。自8月份起，刘伯承、聂荣臻等高级将领齐聚延安，共同投入到整风学习之中。刘伯承、聂荣臻抵达延安之际，整风运动已告一段落，随即进入了高级干部对党史的回顾、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阶段。1944年1月上旬，聂荣臻三次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情况。至4月30日，晋冀鲁豫区及相关军队系统举办了座谈会，刘伯承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
刘伯承与聂荣臻亦积极参与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他们紧扣自身实际，对党内历次右倾与“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反思，特别是针对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剖析其对中国革命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他们也热情洋溢地谈论了毛泽东同志自井冈山斗争始，尤其在遵义会议之后，对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们坚信，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抗日战争必将迅速取得胜利，人民革命事业亦将迎来灿烂的明天。
1943年，刘伯承将军与聂荣臻将军（居中）、蔡树藩同志（左侧）于延安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中共七大闭幕不久，抗日战争便迎来了胜利的曙光。随后，刘伯承与聂荣臻相继搭乘美军观察组的航班，返回各自的革命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在中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跨越千里跃进大别山，并与其他野战军协同作战，在淮海战役中决战决胜，成功强渡长江，解放了西南大地，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战歌。聂荣臻则率华北军区部队发动了正太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有效牵制并击溃了众多国民党军队，实现了华北与东北两大战场的紧密协同，极大地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新中国岁月情意浓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一次军委会议上透露：“军委正积极筹备陆军大学的设立”。这一消息传开后，时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便向中共中央致信，主动请缨：“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干部培养尤为关键。我愿辞去西南地区所有行政长官的职务，投身于军事学校的创办。战事虽已落幕，然我年事已高，恳请让我投身教育事业，创办学校。”
1950年岁末，华北军政大学的教育长陶汉章肩负着聂荣臻元帅交付的使命，受命将毛泽东主席致刘伯承将军的一封亲笔信转交给他，并邀请刘伯承将军进京主持陆军大学的筹备工作。同时，陶汉章在传达信件之际，亦需征询刘伯承将军的宝贵意见。经过周密安排，陶汉章即刻搭乘飞机，赴重庆与刘伯承将军会面。一番简短的寒暄过后，陶汉章便将信件交付刘伯承，刘伯承阅毕，自语道：“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陆军大学最终决定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将校址暂时设于南京。
1951年1月15日，南京，昔日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院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立盛典。刘伯承同志荣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之职。当时担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同志，对军事学院的建设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五月，在审阅军事学院领导的工作汇报后，聂荣臻同志针对海军系与空军系所需教员的问题，提出应从相关院校中选调人员；对于本科学员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建议采用预科教育的方式进行弥补；并同意增设参谋系与函授系。
“‘反教条主义’将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恰当的。”
刘伯承与聂荣臻交谈中。
1959年伊始，刘伯承将军重返北京，安顿定居，随后荣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一职。在此期间，聂荣臻同志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新中国科技工作的具体领导者和组织者。历经数年的辛勤耕耘，1964年6月，我国成功发射了首枚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紧接着，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此后，我国又接连研制出导弹核武器和氢弹，这一切都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实现了突破性的飞跃。刘伯承将军对此喜出望外，倍感振奋。
1966年五月，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裁撤，战略小组亦名存实亡。“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刘伯承的实质性工作亦随之中断，他几乎陷入了赋闲之境。然而，他始终心系国防建设与军队的战略训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尽管身体衰弱多病，他依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开展工作。当年秋季，刘伯承因无法忍受城市住所周围造反派的骚扰，选择迁往京郊西山居住。随后，叶剑英与聂荣臻亦跟随而至。陈毅、徐向前时常前来看望。于是，五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在西山时常相聚，共同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局势，商议维护军队稳定的策略与措施。
1967年二月的中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杰出领导人，以及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鉴于对“文化大革命”中诸多不当做法的深切不满，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碰头会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此举与林彪、江青等人的观点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林彪、江青一派恶意扭曲事实，颠倒是非，将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诬称为“二月逆流”，随后展开了一系列的批斗和围攻。
“在逆境之中，老战友的这份慰藉是多么宝贵啊！”
1969年十月，林彪假借备战之由颁布了“第一号令”，将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军委的多位资深同志强行派遣至外地。其中，聂荣臻被安排至河北，刘伯承则被调往武汉。他们后陆续重返北京。步入晚年的刘伯承身患重病，体弱多病，聂荣臻则多次前往探望。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刘伯承将军与世长辞。那日黄昏，聂荣臻的秘书以深沉的语调向他传达了刘伯承不幸离世的消息。尽管刘伯承将军久卧病榻，近期的病情亦有所恶化，聂荣臻早已有所了解，然而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依旧让人悲痛欲绝。10月14日，刘伯承将军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总后勤部礼堂前厅隆重举行。邓小平同志携家人率先抵达，泪眼婆娑地向刘伯承将军的遗像行三鞠躬之礼。聂荣臻将军臂戴黑纱，坐在轮椅上，泪水潸然。11月22日，《人民日报》等首都主要报刊纷纷刊登了聂荣臻将军撰写的《痛悼伯承》一文，文中他深情回忆道：“战火纷飞的日子，我们并肩作战，生死相依；和平岁月里，战友情谊愈发深厚。回首往昔，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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