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迷雾，杨奎松揭秘向忠发真相
总书记这一职位，始终是中共党内最为尊崇的领导岗位。在毛泽东同志于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导地位之前，中共党内已经先后涌现出五位总书记。
败局往往源于自身的不智之举，而胜利之果似乎总有天意助力，这便是自然规律、时代趋势与命运使然。这部描绘国共关系史的划时代巨著，栩栩如生地再现了1949年之前两党之间激战的波澜壮阔，以及其背后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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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总书记陈独秀，曾担任北京大学声誉卓著的教授；次任总书记瞿秋白，同样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记者与教授；至于第四任总书记秦邦宪与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皆具备高等学历，而张闻天更是曾在莫斯科的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在这五位总书记中，向忠发凭借其与众不同的出身背景脱颖而出——他是一位工人阶级出身的总书记。在我国共产党的成长史中，此类身份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仅有其一人。
因此，深入研究向忠发的生平及其事迹，剖析他如何在众多知识分子构成的党的领导群体中脱颖而出，以及他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这些问题无疑成为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主题。
然而，向忠发的影响力，实则不宜因其工人出身而被过度渲染。须知，这位总书记虽出自工人阶层，但他在短暂的三年任期内，并未留下任何值得称道的卓越业绩。相反，他成为了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位被逮捕且背离党纪的党的最高领导人。
尽管向忠发被捕后仅仅三日便不幸遇害，然而他的离世并不能洗刷他向国民党泄露组织机密所造成的耻辱。因此，他在中共党史中成为了最受诟病的党的领导人之一。
长久以来，对于向忠发的描绘，常洋溢着尖锐的批判色彩。
向忠发，出身于工人阶级，却时常遭受“流氓无产者”这一标签的误加。
他的学识水平，常遭贬低，被形容为“目不识丁，甚至文件也难以辨识”。
他在党内仅“挂名”。
他的品行堕落令人瞠目结舌，特别是自他担任总书记以来，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他仍长期“滥用职权，沉迷于个人奢华”，甚至“挪用党费，涉及吃喝嫖赌等违法行为”，更是包养了名为杨秀贞的妓女，使其在其住所中肆无忌惮。这一系列行径迫使“党”不得不“研究决定”，派出专人对其总书记的不当行为进行监控。
难以确定是否真有人对这种深奥的理论深信不疑。但至少在近两年间出版的相关文献中，对于向忠发的见解，已有所见地地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
比如，关于向忠发根本上是个“流氓无产者”的说法没有了，承认他是个工人，至少是“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的。
对于“向忠发大字不识几，连文件都无法阅读”的说法，舆论已将其概括为“此人理论水平有限，工作表现平平，显然缺乏成为领导者的基本素质。”
对于向忠发长期“借职务之便，任意追求个人奢侈享乐”，“侵占党的大量资金，沉溺于酒色赌博等非法活动”的指责，常常被片面地概括为仅仅是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甚至有传闻称其与妓女同居。
时而迎合李立三，时而追随瞿秋白，而后又转向王明，甚至对自己总书记的职位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对党的总书记进行无端的诽谤，只会加深公众对党的整体素质和领导能力的疑虑。如此汇聚英才的政党，又怎么可能容许一个只对嫖娼感兴趣的无能者担任其象征性的领导人呢？
若此为共产国际独断策划，那么，
难道它忽视了向忠发的杰出能力？难道它没有意识到，若让一个道德败坏者担任中共领袖，即便不会引起持续的混乱，也将极大地损害党员对党的信心。
再者，对中共历史有所涉猎的读者都清楚，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并非共产国际的驯服木偶。在向忠发担任总书记时期，与共产国际引发的“立三路线”冲突，已充分暴露出中共中央绝无可能听任共产国际随意指派一位愚昧之徒来执掌自己的领导权。
局势已经逐渐清晰，但截至目前，公众对向忠发的诸多言论，尚且未能完全把握其精确含义。针对向忠发的情况，迫切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细致的阐释。
向忠发起家工运
向忠发，1880年诞生于上海，家境颇为贫寒，小学学业仅至五年便被迫辍学。不久，他便随父母返回湖北的家乡。14岁那年，他踏入汉阳兵工厂，开始了学徒生涯。两年后，他转至汉阳造币厂，继续自己的学徒之路。随着工厂的倒闭，他前往江西，成为了一户富裕人家的佣工。三年后，得益于东家的赏识与举荐，他成功加入了轮船公司。仅仅四个月之后，他就迅速晋升为二副。再过两年，他又得以升任为大副。
经过一番波折，我最终在那时国内颇具盛名的企业——汉治萍公司——的一艘轮船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凭借着我丰富的学识、充沛的行动力以及乐于助人的品质，我逐渐融入了汉治萍工会的大家庭。
数年时光流转，至1921年，他已然成为一位声名显赫的汉治萍工会副委员长，旗下汇聚了超过千名会员。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将他吸收进党组织，让他正式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在我国共产党初期的成长历程中，共有四位党员出身于早年便投身工人运动的领袖。这四位杰出人士分别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以及苏兆征。
邓培同志在1921年庄严地踏入党的行列，而向忠发与王荷波同志则晚他一年追随其后。至于苏兆征同志，他的入党时间更是晚了三年，直到1925年才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然而，在党内的地位上，最初向忠发与苏兆征同志并未像王荷波与邓培同志那般声名显赫。
王荷波（1882-1927）
王荷波与邓培是早期跻身中央委员行列的杰出代表，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期间，他们分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候补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中共的工会运动中，他们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爆发，苏兆征才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中共工运领域的重要领导者之一。相比之下，向忠发则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逐渐受到关注。
因此，直到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底至5月初召开，由于邓培在广州遭遇不幸，王荷波接任了他的中央监察委员一职。与此同时，苏兆征与向忠发凭借其新生的势头，成功取代了邓培和王荷波的位置，并一同当选为中央委员，从而正式踏入了中共中央的领导阶层。
向忠发之所以能在党内迅速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其他地区转移至武汉。但需明确的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即便拥有工人领袖的声望作为招牌，也并非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赢得显著的地位。
向忠发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其非凡的杰出表现。正值国民政府的北伐军攻克岳阳之际，为迎接北伐军对武汉的进攻，湖北区执委机关临时迁至武昌，汉口仅剩向忠发、许白昊等寥寥数人。在短短一个多月内，随着北伐军的临近，汉口的工人运动迅猛升温。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及工会系统的最高领导，他与许白昊等同仁齐心协力，夜以继日，高效地指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他迅速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将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整合，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援。
自总工会成立以来，短短27天内，武汉三镇的工会会员数量从最初的13个激增至270个，组织起来的工人队伍迅速壮大至数十万人。伴随着几千名工人纠察队的组建，这支队伍具备了执法队性质，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声名鹊起，成为武汉地区政治舞台上的关键力量。作为总工会的委员长，向忠发的贡献自是功不可没。
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向忠发凭借其作为工人运动领袖的显著地位，当选为中共中央成员，实属意料之中。
固然，向忠发在党内的地位尚不及身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在中共五大上，苏兆征不仅成功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更是一跃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核心人物，荣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殊荣。
然而，谁能料想，正是这一细微的差别，使得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竟与苏兆征擦肩而过，最终落入了向忠发的掌握之中。
因此，武汉的当权者诚挚地邀请中共加入政府队伍。中共中央政治局特此指派了对农民问题有着深刻研究的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任命他为农政部部长；与此同时，政治局还委派了候补委员、工人运动中的杰出领袖苏兆征，担任劳工部部长。
因此，无论是在两党合作的那段时光，亦或是之后，苏兆征与谭平山所主导的“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它官僚机构并无显著差别，共产党在公众眼中亦未能维持其独特的形象。特别是在1927年7月，国共关系处于破裂边缘时，苏兆征与谭平山未能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公开发表反对武汉政府政策的声明，并宣布退出，反倒是提交了一份被共产国际批评为缺乏原则与勇气的“请假”申请。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他在共产国际眼中作为工人领袖的形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并未给予向忠发等工人领袖足够的关注。尽管向忠发在武汉地区享有显著的影响力和实力，并且已当选为中央委员，地理位置上也与中共中央相近，他却无法参与中央事务的决策，这使他内心充满了不公之感。
陈独秀
鉴于中共中央力图遏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以防止国共关系破裂，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多次表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公然对中央政策表达出坚决的反对立场。
当中共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之际，向忠发难以遏制内心的愤慨，他毅然决然地亲自奔赴武昌，与中共中央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争。此行无疑给在武汉的俄国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尽管在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得以晋升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实质上，他依然身兼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之职。这一角色使得他与中共中央的实际距离颇为遥远，他参与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工作的机会亦极为有限。
向忠发的崭露头角，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于1927年7月14日发布的那份至关重要的电报指令。
该电令称：
鉴于中共中央采纳了一系列对国民党的妥协策略，已显露出明显的倾向性机会主义。鉴此，中共全体同志必须坚决反对领导层的机会主义倾向，并致力于对中共中央进行改革。此次改革的根本宗旨是确保工人、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期成长起来的党员，能够在党的中央机构中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汉口紧急会议上，中共从共产国际的视角出发，指出机会主义错误的形成主要源于“党的领导机构中，绝大多数成员均为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出身”。
根据共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八七"会议应当积极“吸纳众多工人加入领导层”。在党内现有的“工人和农民组织领导者”中，能够明确指出的只有苏兆征、向忠发和王荷波三位。
最终，在投票环节中，苏兆征与向忠发以全票通过（各获20票）荣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职，而王荷波则凭借多数票（获得17票）成功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的情况不同，向忠发由于在武汉过于显眼，因此在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便被安置于汉口法租界隐匿，之后又迁往湖南的乡野，未能参与此次会议。尽管他未能与会，却因获得其中一张全票而当选政治局委员。这一结果，固然得益于共产国际对选举工人的指导，但很大程度上，也与向忠发在党的领导层中早已树立的良好形象密不可分。
1925年7月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对外宣布其成立。在委员会成员的集体合影中，苏兆征先生位列第五，居于左侧。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
不但如此，罗明那兹对于共产国际提出的相关建议——即吸纳工农领袖进入党的核心领导班子，并在党中央确立决定性的领导地位——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实际上，他的关注程度甚至不如中共中央的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对于新中央中工人成分的关注来得深切。
在“八七”会议召开之际，众多拥有知识分子背景的中共领导人踊跃提议，应选拔工人阶级的同志担任领导职位。然而，对于这一建议，他持不同意见，坚决主张“本次会议无权对中央领导层进行改选”。此外，他进一步强调，即便选出了工人同志，也必须先对其是否能够有效执行新政策进行详细调查，鉴于他对工人阶级成员是否具备胜任中央领导职位的才能抱有疑问。
显而易见，在当前这一关键时期，他的关注重心依旧聚焦于工作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深入了解。在他的提议下，所形成的政治局常委及其参与常委工作的四位成员中，仅有苏兆征同志出身于工人阶级，而瞿秋白、李维汉与罗亦农三位同志则均拥有知识分子出身背景。
瞿秋白
自此，王荷波肩负起北方政治分局书记的重任。然而，共产国际代表与瞿秋白携手执掌的中共中央，却对向忠发未予充分关注，竟致一个多月未能为他指定任何工作职责。
至九月末，他们最终决议派遣“忠发”赴上海，着手推进工人运动，但既未为他设定具体的工作任务，亦未赋予他应有的官方身份。
实际上，向忠发此刻的政治局委员头衔，仅仅是名存实亡。自“八七”会议起，他便未曾参与中共中央在武汉（8月至9月）及上海（10月上旬）举办的20余场常委会议与4次政治局会议，而在国共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他也鲜少接到明确的任务指示。
据此观察，在三位工人领袖之中，向忠发的党内地位依旧显得较为边缘。尽管他已经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并未赢得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全面信任，这无疑让他感到一丝不快。他虽然明白共产国际期望他履行工人领袖的领导职责，却不禁心生疑惑，为何自己未能得到重用。他开始质疑，党的领导机构改革尚未达到共产国际的期望，知识分子在领导层中依旧占据主导，这或许是中国共产党面临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观念与中共中央领导层的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相吻合。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多出身于知识分子，然而，他们不仅坚信工人阶级理应肩负起领导的重任，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积极选拔工人，坚决主张摒弃知识分子的革命特质。他们甚至明确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角色已然终结，并作出决定，今后原则上将不再派遣知识分子前往莫斯科深造。一方面，他们不遗余力地将具有潜力的工人党员提拔至领导岗位，另一方面，也毫不犹豫地将成百上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送去军队服役，直至付出惨痛的代价。
意识形态之影响力，于人们价值观的演变中显露无遗，从中亦能一窥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显而易见，无人能否认他们对党内的工人阶级寄予了极大的关注。然而，他们与向忠发的立场差异主要源于未能充分意识到，对知识分子的排斥行为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身的立场。那些主张对党及共产国际进行严厉批评的声音，对于“八七”会议所取得的改革成效也普遍感到不够满意。
此现象不难洞察，新当选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与前任领导层几乎毫无差异。现任中央的实际总书记瞿秋白，乃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且曾是陈独秀领导下的核心成员；另一位常务委员李维汉，亦属此类，且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引发的反共骚乱之后，曾成功阻止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一举措，更是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
尽管常委名单上增添了一位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然而，这位代表——苏兆征，因在退出武汉政府一事上展现出的软弱立场，而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一行为显然与共产国际所期望的理想工人领袖形象有着不小的差距。
因此，选拔更多适宜的工人领袖执掌中共中央的领导重任，并将众多工人力量吸纳至中共中央的队伍之中，这无疑成为了共产国际在那个阶段反复强调的核心关切。
尽管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心知肚明，在当前情况下，寻觅一位适合的工人领袖肩负起中共中央的领导大任，仍然显得颇为艰巨。
机遇终至，向忠发身畔。此事发生于1927年秋初。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使者自苏联驻沪领事馆接收到莫斯科的指令，要求中共中央紧急组织，成立一支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与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所举办的盛大庆典。
在南昌起义遭遇挫折的紧要关头，众多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依然滞留于广东和香港，无法立即返回岗位。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同志正从武汉出发，向上海进发。面对中央工作的艰巨重任，加之各地局势的紧张，一时难以觅得适合的人选填补中央级别的空缺。在这样的形势下，工人运动的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不久前抵达上海，他以工农代表团的领头人身份出现，无疑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于是，共产国际的使者即刻通知向忠发做好充分准备，确保能够如期在十月中旬，自上海启程，组建起相应的团队。
金秋十月，中共中央常委莅临上海，忠发同志随即向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同志进行了详细汇报，并对代表团成员的构成进行了深入讨论。
李维汉明确表示，鉴于向忠发身为中央委员，他完全有资格出任中共驻国际的代表，其职责核心在于传递两国间的重要信息。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携手同行，并带领两名武汉籍工人及五位上海籍工人，搭乘苏轮“安迪吉号”自上海起航，航向苏联的海参崴。抵达海参崴后，他们随即转乘火车，继续前往莫斯科。
初展11月之际，代表团踏入莫斯科，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接待。
在10月革命纪念日到来之时，忠发同志不仅全情投入于莫斯科红场的庆祝盛会，更在广播中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随后，他相继亮相于莫斯科举办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并参与德国与比利时举办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以及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的会议。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代表，他四处演讲，担任委员职务，一时间声名远播，风光无限。
忠发同志提交的报告中，详细描绘了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任职期间对中国革命和工人运动形势的深入分析，这些内容无疑给共产国际的领导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正面印象。
共产国际东方部对此迅速作出积极回应，欣然同意向忠发全权参与处理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事务。在解决一系列即便共产国际东方部亦觉得颇为棘手的难题过程中，向忠发展现出了其非凡的决断力和过人的胆识。
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
迅速平息了事态，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此次事件的圆满落幕，主要归功于向忠发的卓越提议。这一成就不仅迅速巩固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层中的地位，同时也激起了他进一步攀登政治高峰的强烈愿望。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严格依据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重点探讨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工人阶层的构成问题，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最为根本的组织使命，便是将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年轻干部，替换掉那些非无产阶级背景的知识分子干部。”会议坚决主张，绝不容许党的指导工作长期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所垄断。从基层支部至区、县、市乃至省级的各级领导机构，均需确保大多数领导职位由工人或贫农同志担任。
会议并未就中央高层领导机构的改革议题进行讨论。相反，考虑到王荷波不幸被捕并英勇牺牲，会议决定派遣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随着王荷波等工人阶级背景的领导核心成员的离世，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几乎失去了工人阶层的出身。新加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仍旧保留着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
1928年1月，向忠发自疗养地返回，应共产国际之召，抵达莫斯科，承担起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使命。与此同时，他亦获得了关于中共中央11月会议决议的详细信息，以及关于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遭遇的指责报道。这一系列事件，瞬间为向忠发提供了发难的机会。
二月伊始，恰逢九次执委扩大全会召开之时，特别组建了专门针对中国问题的小组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以及向忠发、李震瀛等重量级人物均被纳入其中。向忠发敏锐地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机遇终于降临。
本决议在审察我党领导层的构成时，其立场毫无偏差。我党的领导核心，绝大多数成员源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他们“不过是受到了革命初期那股激昂热情的短暂触动”，未曾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系统化学习，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也知之甚少，而且他们始终未曾真正融入工人和贫民阶级的斗争一线。
他们未能彻底转型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反而将自身在政治立场上的摇摆不定、不够坚决、犹豫不决的态度，以及缺乏组织协调能力的习惯，以及那些非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特有的习性、作风、偏见和幻想等，一并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之中。
问题之所在，在于决议中并未对类似情形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的严重程度作出明确说明。以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的激烈争执为例；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之间亦存在分歧；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在思想倾向上呈现右倾，其政治立场亦显得不够稳固；长江局负责人之一的陈乔年未经批准擅自对长江局各级组织进行改组；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然与党分裂；而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则正与谭平山携手共进。
“众多背离中央领导意志的动摇者，其事例亦屡见不鲜。”
他直言，我国近期所遭遇的多重挫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领导层无力应对所导致的。因此，“对于这类领导者，迫切需要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忠发的来函很快便引发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极大关注，恰到好处地触及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忧虑之点。
2月21日，斯大林与布哈林等要员在中国委员会的会议中，再度倾听了向忠发所提交的汇报。尽管该报告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所委托撰写，向忠发仍旧倾注了大量笔墨，对中共中央现行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评。
他明确指出，党内部现存的矛盾与冲突，实则根植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固有属性。其根本缘由在于：
中国共产党并非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孕育而生，故而理论准备不足，群众基础亦较薄弱。因此，在其初创时期，工人党员的身影颇为罕见，活动主要由少数知识分子引领。
继而，此类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形形色色的进步组织。尽管共产党成立后，那些组织已渐行渐远，但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依旧牢固，而各组织间所积存的矛盾，亦不可避免地在党内显现出来。
第三，鉴于党的理论建设尚存在明显短板，近期，众多同志陆续从莫斯科学成归来，接受了系统的理论教育，他们正逐渐融入党的领导核心。这一过程中，他们与那些虽未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培训、却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曾执掌重要职权的知识分子干部，难免产生了分歧。
党内最大问题
有动摇的投机领导。
这些政党的高级领导层，他们的思想倾向呈现出小资产阶级的特质，彼此间为权力而激烈角逐。
他强调，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立并稳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地位”。然而，他并不认同采取过于激进的行动策略，反而更倾向于“温和地引导该政党，避免过度张扬”。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言，向忠发的意图应当显而易见。但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那些本质上对知识分子持有疑虑、迫切希望由工人领袖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眼中，如斯大林、布哈林等，情况却截然相反。
纵然报告在文字表述及逻辑架构方面尚存不足，作者剖析问题的能力却深得斯大林与布哈林的高度认可与赞誉。
更为令人惊讶的是，此时向忠发并未流露出任何可能引起他人猜忌的政治野心。他并未对政治局常委瞿秋白与李维汉进行指责，尽管他们同样拥有知识分子背景。尽管他对党在理论领域的不足进行了尖锐的指正，但他明确主张应由在莫斯科接受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并具备相应资格的干部来担任领导职位。
这显示出，向忠发并非全然缺乏自我认知。在当前情况下，他或许更倾向于将党内高层领导机关中的部分知识型干部排除在外，以期在政治局中稳固其应有的地位。
1927年11月，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政治局常委迅速作出决议，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遣我党全权代表，以便更迅速、更直接地向国际反映我党在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
原本，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抵达莫斯科，并已开始履行中共中央代表之责。然而，政治局似乎并不信任长期未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精确地传达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鉴于此，他们特地决定派遣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接替此任。
自无疑问，在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决定由苏兆征、向忠发与李振瀛三位同志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中，苏兆征、向忠发同志担任全权代表，苏兆征同志担任书记一职，李振瀛同志则担任秘书。
于是，在1928年3月7日，苏兆征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正式通报其到任消息后，向忠发便正式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投入了工作。
显而易见，我国领导干部人才稀缺，然而，却未让身在莫斯科的向忠发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转而派遣苏兆征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显然并未顺应向忠发的意愿。然而，让向忠发欣慰的是，共产国际似乎依旧更倾向于与他而非苏兆征进行交流。
固然，向忠发或许并不完全清楚共产国际对另一位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的微词所在，然而，在三月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众人皆能明显察觉到，苏兆征在机智活跃以及口才方面，显然不及向忠发。
尽管按照职责的主次之分，中共代表团内部分工明确，苏兆征理应承担共产国际相关事务，而向忠发负责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然而，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依旧坚持要求向忠发延续其在共产国际的既定职责。
最终，尽管苏兆征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诸多正式文件中名列首位，但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却一直由向忠发负责，而非苏兆征。这一状况引发了最根本性的转变。
三月下旬，共产国际毅然作出决策，即便面临巨大的风险与高昂的代价，亦毫不犹豫地动员众多工人，组成一支约100至110人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偷渡至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悉心指导下，该代表团将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旨在对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进行全面的改组。
此行动显示出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全面改革的坚定信心。此信心源自何处？从共产国际过去未能明确确定会议地点和时间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反映了莫斯科无法接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共产国际最终选择了享有中国工人运动领袖盛誉的向忠发，并决心将其推至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岗位。
无疑，这一举措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而言，乃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决策和组织行动。借助外部力量，将一位在中国党内并非显赫的工人推升至最高领袖之位，若无对其政治才能的充分信任，此事简直难以想象。
自然，对于斯大林及布哈林等一众人物而言，评估一位中国政治领袖的才干实则涉及两个维度。首要考量的是其坚守共产国际所确立的阶级路线的坚定程度与革命精神的彻底性，而次之则是其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所设定的主要目标，在组织、动员以及调度全党团结一致进行斗争方面的实际能力。
显然，斯大林及其同僚此刻最为忧虑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束缚，确保其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因此，他们迫切希望寻觅一位工人出身的领导者来执掌中共的最高领导岗位，目的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愿景。
向忠发，一位出自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这一点尤为关键；相较之下，他在组织与指挥方面的能力，相较于共产国际所认知的其他中国工人领袖，显得更为突出，这在斯大林等人的眼中，已经足够。至于他的教育背景及其带来的综合能力，则并非决定性因素。
莫斯科始终在重大问题上发挥着指导和把关的作用。至于向忠发的反应如何，现有资料表明，即便是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即将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他仍未完全洞悉事态的演变。换句话说，他事先并未预料到自己能如此迅速地获得晋升。
早在1928年6月15日，即在中共六大开幕的前三天，这位日后将成为总书记的领导人，在布哈林主持的政治讨论会上，其首次发表意见时便不无谦虚地表达了几句与其未来崇高身份颇显不符的言辞。
他说：
首先，我已远离故土多时，对于国内诸多实情深感陌生；其次，我对党的理论认识尚浅，正如斯大林所言，我仍需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
然而，向忠发的发言一开始便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会者中，大多数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了昔日的中共中央及其几位前任领导，而向忠发却明确表态：
首先，中国共产党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其根本源于其坚实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
其次，对于中央所犯的错误，我们理应提出批评。但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态度应超越个人利益，更需立足于事实的严谨分析。切不可将所有问题一股脑地归咎于中央。
忠发展现的这种鲜明个性和独立立场，贯穿了六大会议的全过程。正如周恩来事后所评价，那时的他采取的策略可谓是“一石二鸟”，既对瞿秋白所代表的“左”倾偏向提出了质疑，又对以张国焘为首的右倾思潮表示了坚决的反感。
向忠发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如此卓越的表现，显而易见，这是他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经过近几个月的熏陶和磨砺所取得的成果。
然而，部分观点源于国际视角，例如，他指出瞿秋白的政治报告深受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这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在苏联早已受到公开的质疑。同时，他也指出了我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这正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失败作出判断的几个基本结论之一。
然而，他并不认同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中共中央，对于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与自发斗争的立场亦有所批评。同时，他确实拥有独到的见解，并非盲目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
尽管缺乏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向忠发究竟何时确切地知晓或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即将遭遇重大转折，但透过与会代表名单的构成，共产国际意图对中共中央进行改造的坚定意志已显露无遗。
两年前的1927年，正值中共五大的召开时刻，与会代表总数达到了82位。在这其中，工农阶层的代表仅有11位，而剩余的71位均出自知识分子群体。
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
不难预想，向忠发长期致力于共产国际的事务，自当对全面提升工农阶层的地位有着深刻理解，尤其是在中共中央中工人阶级的影响力，这无疑是本次共产国际大会所聚焦的核心目标之一。
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向忠发所应担任的党内职务的安排，6月17日发布的、经共产国际审核通过的会议日程中，已初露端倪。
根据既定的日程安排，向忠发正式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与闭幕式的主持人。尽管这一通常承载着崇高荣誉感的会议职务，短时间内难以洞察向忠发在党内未来的地位走向，但到了7月10日，大会即将画上句号之际，鲜有人对共产国际的意图感到陌生。
正当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该日公开发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之际，名单上共36位候选人，其中工人阶级的成员占据了22个席位。更令人瞩目的一幕是，向忠发的名字首次荣登榜首。
在随后召开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们已无需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他们一致推选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不久，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同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主席职务，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亦为唯一一位由工人阶级出身的总书记。
向忠发并非傀儡
做了总书记的向忠发当然不会再做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
他迅速将所承担的代表重任转交给了新任的中共代表瞿秋白与张国焘。紧接着，他与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及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并肩启程，经欧洲辗转，复归国内，继续投身于工作之中。
8月底，向忠发抵达上海，自9月2日起正式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务。上任伊始，向忠发便迅速推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改革措施。
一事件涉及免去新当选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及其常委会成员与委员的职务。
蔡和森因在六大召开前夕临时担任顺直省委一职，成为被开除的导火索。彼时，他思想偏激且缺乏经验，致使顺直党组织内部盲动主义问题愈发严重，省内亦弥漫着过度的民主化倾向和对中央的强烈不满情绪。
蔡和森
根据刘少奇与陈潭秋于9月10日呈交的调查报告，蔡和森在翌日即15日，对自身的失误予以公开承认，并主动提交了辞去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职务的申请。
尽管与会者就蔡和森等人的处分事宜纷纷发表各自的观点，但显而易见，最终的决定权牢牢握在忠发手中。
对于此事，向忠发毫不容情地指出，顺直党所犯的错误，蔡和森理应承担核心责任。他坚定地主张：“我完全同意他个人的观点，即应公开揭露其错误，并决定退出政治局。”
同时着重指出：“若此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新中央的生机或许将遭受严重打击，其一半的活力恐将付之流水。”
会议随即依照向忠发的提议，迅速作出了一系列关联决议。与此同时，亦命秘书潘问友着手草拟并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同志的公开信》。
在这份篇幅超过九千字的文件中，基于向忠发的提议进行草拟，其中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地拒绝接受任何错误的思想。这些错误观念包括过分夸大合法运动的价值，以及对群众可能产生的非理性幻想产生恐慌，从而反对所有合法的斗争形式；忽视农民在革命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或是过分沉溺于乡村工作，受到农民思想局限性的束缚；对于反帝运动持轻蔑态度，或将发动群众的工作完全依托于反帝运动，甚至主张借助反帝运动作为掩护，来推动阶级斗争的开展。
此外，他特别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抵御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滋生。他所罗列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具体表现有：过度追求民主化、倾向于形成小圈子、以个人情绪和攻击性行为取代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倾向于采用雇佣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消极怠工的态度，以及对指导机关中工人成分比例的教条式规定，乃至盲目地反对所有知识分子。这无疑是为了彰显其政治立场。
此外，有必要提出建议，以融合中央与江苏省委的职责分工。
随着对中共中央各项工作认识的不断深化，向忠发急切地期盼能够迅速见到成效。基于这一愿望，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优化组织结构的创新设想。这些建议包括将总工会与工委合并、宣传部与农委整合、撤销军部并成立组织部，以及在政治局之下增设军事委员会，甚至建议中央直接接管江苏省委的工作等。
这些提议普遍获得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然而，在国民党严密管控的统治之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同时负责江苏省委事务，无疑是一项充满挑战的行动。因此，该决策遭到了一些中共领导人的疑虑，尤其是项英，他在中共六大召开前负责江苏工作，对此表示了坚决的抵制。
向忠发表示：
承担着六次大会交付的使命，我们究竟该如何具体执行？尽管新中央工作已进行数月，但我们实现了哪些实质性成果？我们深刻意识到，组织问题至关重要，确实感受到了工作方式上存在显著的失误。我们天天都在强调核心工作的重要性，而全国的政治经济核心无疑是上海。中央对江苏的管辖不仅对广大同志产生了正面效应，而且能够迅速将民众的情绪和动态传递给中央。
因此，他坚守己见，对项英的忠告置若罔闻，甚至公开指责项英在处理江苏事务时，常受个人情感影响。他坚信，唯有“中央与江苏并重”这一方针，才能为江苏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由于向忠发所提出的这一提议，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接连召开十余场大小会议，以探寻解决矛盾的方法。
向忠发的见解，正是在周恩来从外地返回途中，提出了详实而充分的反驳论据。在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持声中，他终究是勉为其难地做出了妥协。
他依旧坚持宣称：
“纵然我可以选择放弃个人立场，这却并非源于豪（指周恩来）的劝导。”
显而易见，这些案例鲜明地映射了向忠发的工作风格，同时也揭示了政治局成员对他的评价。从中可见一斑，向忠发绝非那种仅依赖体力、缺乏智慧、随波逐流的平庸之辈。
该人士性情暴躁，思维定式同样僵化，几乎难以接纳旁人的见解，绝非那种轻易成为他人附庸、徒有其名的总书记。
他不仅拥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展现了卓越的语言表达能力与组织协调才能，行事雷厉风行，怀揣着对成就的渴望。因此，尽管政治局中多数领导成员均出自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他仍怀有深深的敬意。即便像项英这样的同志，虽然出身工人，性格直率，也不得不对他心生敬意。
李立三
南京政府所凝聚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鉴于美国与英日之间的分歧，美国正坚定地支持南京政府，旨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此背景下，我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暂时展现出稳定的局面，军阀之间的战争一时难以再起。面对这一形势，党必须将如何应对改良主义的挑战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积极推进。
对于李立三的这一观点，向忠发始终持有异议，随即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立场：
李立三的表述颇有失偏颇，实则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与英、日等国并无实质性区别。我国资产阶级虽然抱持着追求稳定的愿望，然而稳定的前景实则渺茫。即便偶尔出现短暂的稳定局面，亦不足以成为长期发展的策略。
尽管该通告在众多领导人的鼎力支持下得以批准并发布，向忠发虽无奈签字同意，内心却颇感不悦。两个月后，共产国际在二月发出的一封指示信中，对中共党内这一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向忠发随即调整了立场，对李立三对美帝国主义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过高估计提出批评，将其视为“右倾的错误”。他进一步指出，中共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个弊端，那就是容易因为统治阶级的某些举措而过度赞誉其行为，误以为改良主义的力量异常强大。
显而易见，将向忠发视为李立三的傀儡，乃是无稽之谈。
无疑，在向忠发担任总书记期间，李立三确实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李立三得以把握这一机遇，向忠发的推动力同样不可或缺。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六大时期，李立三并非政治局常委，甚至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都没有，他只是政治局的一名候补委员。正是向忠发作出了开除蔡和森政治局常委及委员职务的决策，这一举措为李立三的快速晋升打开了通路。
而且，正是在1928年10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批准了9月15日常委会作出的免除蔡和森职务的决定。此后，向忠发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由李立三接替蔡和森离职后政治局常委及委员职位上出现的空缺。
随着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陆续回归祖国，李立三接替蔡和森的职位，一跃成为中国党内四位核心常委之一，承担起宣传部长和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双重职责。
李立三在早年便远渡重洋，赴法国深造，彼时他政治热情如火，思维敏捷异常，无论是笔走龙蛇的笔耕，还是滔滔不绝的言辞，无不显露其非凡的才华。自1922年起，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于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中，历任党和群众组织的领导职务，积累了深厚的实践经验。然而，李立三的性格中亦显现出偏激的一面，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期间，作为上海总工会的负责人，他因坚决主张发动武装起义，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虽告失利，然而在处理此事件后续事宜期间，作为中央派遣的使者，他因对知识分子的干部实施了严苛的手段，同时无视实际情况，执意推动第二次广州起义的计划，因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一事件对他角逐六大中的中委职位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鉴于当前这些现实因素，李立三在刚履新政治局常委之职时，展现出格外注重务实的态度。他之所以能准确把握美国对华政策与英、日政策的不同之处，指出南京政府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并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这一切都得益于他观察问题的切实态度。
但想不到又被总书记批评为过高地估计统治阶级，因而带有右倾的危险。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看法的事实上的肯定，促使他重新走向偏激，认为：中共六大所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已经到了不动的程度，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甚至“不能既反左又反右”了。
1929年，共产国际发布了“反右倾”的行动指南，然而，这一决策在当年七月才得以实施。而其正式传达到我国，则需再等待四个月。至于向忠发提出的将“反右倾”视为唯一任务的看法，则是在同年三月提出的，这无疑展现了其远见与洞察力。
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坚定地抵御了所谓党内右倾风险的诱惑，并明确指出左倾盲动主义已成为历史。这一立场导致的直接结果，无疑使得党的领导层在政治上更加向左倾斜。基于此，将李立三视为在这种形势下逐步向左翼发展，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当然，所谓“立三路线”的形成，向忠发还有更直接的作用。向忠发率先提出反右倾，这本来可以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却不料，当11月底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传达到中国之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竟通过了一个决议，指责中共中央还左得不够，因此犯了右倾的错误。
这无疑是一份沉重的冤屈。得知此事后，向忠发立刻对远东局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其“历来犯有右倾错误”，并以挑剔的态度对中央进行指责，试图掩饰自身的过失。在经历三次面对面的争论均无结果后，中共中央果断地提出了书面抗议，并向国际组织提交了对远东局的控告。然而，在处理与远东局的争议过程中，向忠发深知自己在能力上无法与李立三相提并论，甚至在辩论技巧上也略逊于李立三。鉴于此，中共政治局作出决议，将所有与远东局争议相关的事务全部交由李立三负责处理。
鉴于政治局意识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存在某些偏差，遂于1930年2月底委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进行工作汇报。与此同时，组织部的事务临时交由李立三负责管理，这一安排为李立三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现其才华的契机。
自然，若“立三路线”欲得以确立，便需共产国际的明确“首肯”。向忠发怀揣着实现一番震撼性业绩的渴望，因此他早已高声疾呼，迫切需要“行动”。共产国际对“反右倾”问题的决策，竟与向忠发的意愿出奇地一致。
在中共中央正致力于探讨如何贯彻“反右倾”精神之际，共产国际于1929年10月发布的指示信亦同步抵达。信中强调，中国革命已进入高潮阶段，并明确指出“已经可以而且应当”立即启动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这一指示无疑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热情与斗争意志。
疑惑之思无需再挂心，道路唯有前进或后退，非左即右。中共中央迅速审议并通过决议，坚定地表明了全力支持的态度。
紧接着，李立三迅速勾勒出一幅关于中国革命升级的宏伟蓝图。这一革命理念的精髓在于，中国革命已经迈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即通过一省或数省的先行暴动，进而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还将直接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基于这一考量，共产国际应当批准中共立即发起夺取武汉的全面暴动，同时，苏联和共产国际亦需做好全面准备，采纳积极主动的策略，以全力支持中国革命的进展。
尽管李立三所倡导的这一系列进攻策略的核心问题在于其过度的“左”倾倾向，但或许最极端的并非李立三本人。事实上，至少在中央层面，最早提出要消除右倾风险的并非李立三，而是向忠发。
尽管在勾勒革命宏伟蓝图时，向忠发的想象力相较李立三略显不足，但他在过分夸大革命力量而低估敌人力量的问题上，始终未能展现出独特的见解。
“农村与城市并非孤立存在的两个领域”，伴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蓬勃发展和其领导地位的日益彰显，城市中的斗争愈发激烈。
显而易见，在比较向忠发与李立三两位的成就高低时，结论已然不言而喻。
1930年六月的开端，在向忠发的积极推动和激励之下，“立三路线”逐渐成型。中共中央及其下辖的各省区纷纷废弃了常规的工作机构，转而设立各级行动委员会，全力以赴地筹备并实施了一场旨在十月份展开的革命性全国性暴动计划。该计划以武汉为战略核心，对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暴动和罢工活动进行了周密的策划与部署。
不料，就在此刻，传来消息，共产国际对中共所制定的以武汉为轴心的进攻暴动计划产生了疑虑。与此同时，周恩来在莫斯科领悟了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理念。这一事实揭示，中国革命尚未全面胜利，其发展轨迹依旧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
中共中央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随即向共产国际主席团紧急发送电报，明确表态“坚决抵制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似割据的设想”，并要求国际组织批准其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安排。紧接着，他们在1930年6月11日迅速通过了决议，内容涉及“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力争实现一省或数省的率先胜利”，随即着手迅速动员全党，全面展开夺权斗争的准备工作。
6月11日所通过的决议自始至终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坚决反对。该局指出，共产国际正着力编纂一套旨在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性政策文件，而中共中央却选择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展开夺取政权的行动，并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他们普遍认为这种做法极为不当，当前的关键在于集中全部力量，力求在某一省份或数个省份取得决定性胜利。
对此，负责与远东局交涉的李立三坚定地指出，中国革命正处于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我们必须对国际社会承担责任，亦需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担当重任”。
向忠发迅速作出回应，断然表示远东局频繁以琐屑小事进行无理刁难，对于这种完全属于“强加于人的指责”，我们坚决不能容忍，“必须发起一场政治上的抗议”。此外，他还决定向周恩来同志及共产国际写信，详细说明此事的经过。
不久后，向忠发迅速致信周恩来，详述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和夺取全国政权的策略之正确性，并对远东局当时临时负责人罗伯特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罗伯特“频繁在诸多技术细节上吹毛求疵，令中央不胜其扰”。向忠发进一步断言，罗伯特“主张将所有力量集中于某一省或数省以夺取政权，实为一种明显的地方分裂主义观点，表面看似激进，实则对客观形势的判断失之偏颇”，“这是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彻头彻尾地体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在当前革命形势下，若不坚定执行此路线，“便是对革命的背叛，亦是革命的阻碍”。
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引发全球帝国主义的干涉，而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离不开苏联的全力支持以及世界范围内革命的全面爆发。
七月，随着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发动南京士兵起义、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以武汉起义为核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决策，李立三不得不开始思考苏联援助以及世界革命保障的问题。然而，此举不仅迅速引发了以陈绍禹、博古等留苏归国学生为代表的公开反对，而且再次引发了与远东局的激烈争论。至7月底，红军趁虚而入，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一喜讯传来，让正忙于筹备夺取全国政权工作的中共中央倍感振奋。然而，就在此时，共产国际突然发出一封电报，断言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过于薄弱，认为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目行动。
面对此情，中共中央自然难以认同。8月1日与8月3日，政治局连续召开紧急会议，气氛热烈，与会者纷纷抨击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误解。李立三更是义愤填膺，直言不讳地表示：“若我们动摇了对总路线的坚定信念，却对国际来电表示忠诚，那便是对中国革命的背叛。”他坚定地提出：“国际社会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策略”，苏联应即刻启动对满洲的进攻准备，外蒙亦应迅速部署对华北的军事行动。否则，“便无法在中国革命中引发全球性的大革命，无法实现最终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极其紧迫，不容丝毫拖延。中国共产党应当承担起责任，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依据实际情况与国际社会进行抗争”。
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声称：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当然，由于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政治上也负有“严重责任”，“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因此，向忠发坚持认为中央前此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
身为共产国际某支部的领导者，若对共产国际产生疑虑甚至进行批判，声称要援助共产国际，实乃对上级的公然挑战，可谓“犯上作乱”。李立三与向忠发因此给自己招致了严重的后果。然而，远东局的领导人对共产国际所青睐的这位工人阶级出身的总书记，却还未能公开进行严厉的指责。
即便在按照规定上交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中，向忠发所显露的对共产国际的不敬态度，与李立三并无二致，然而远东局却将矛头对准了这位拥有系统理论知识和知识分子背景的领导人。在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远东局明确指出李立三犯了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着手在团中央和总工会搜集有关反对李立三的资料。
面对此事，向忠发毫不迟疑地勇敢站出，与远东局展开激烈争执，直言远东局故意挑起中国共产党的内讧，企图破坏党的团结一致。
8月6日，双方举行联席会议。向忠发开场便以连珠炮的态势发问：
远东局是否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承担领导职责？是否肯定政治局引领着中国革命的走向？是否认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面临挑战？如果是这样的判断，为何在党内秘密行动，煽动其他党员对政治局提出异议？如果不是，那么为何不公开宣布暂停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罗伯特坚决抗争，明确指出李立三的立场不应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相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各项重大决策必须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在共产国际的最新指令到来之前，所有暴动计划均应暂时搁置。
面对此情此景，向忠发的怒火愈发高涨。随着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称共产国际有权开除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试图贬损其声望的人，如李立三者，向忠发终于忍无可忍，怒斥杰克道：“这里不是你放肆之地！”两人随即陷入激烈的争吵。向忠发愤然起身，大声对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说道：“我身为国际执行委员及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来此讨论工作的，而非参与无谓的争执，更不是忍受不负责任的言论。”他坚决表示，“要么远东局立即解散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要么我们继续执行计划，直至被迫停止工作。”会议在尴尬的氛围中结束。向忠发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愤怒情绪愈发强烈，此事不容小觑。在次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坦承“这是政治上的失误，尤其是对远东局的处理不当”。然而，他也指出，远东局本应仅是传达信息的机构，而非指导部门，却频繁在琐事上制造麻烦，如今更是提出中央反对共产国际的立场，并针对李立三进行攻击，甚至煽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这让他感到极度难以忍受。
他郑重强调，中共中央始终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断然不允许远东局将李立三与政治局孤立，从而进行批判。鉴于远东局对李立三的信任缺失，自今日起，邓中夏将接替其责任，负责向远东局汇报工作。
此外，在政治局会议上，决议得以迅速审议通过，并向致远东局致信，同时针对8月5日远东局来函中提及的李立三同志发言事宜，我们亦及时作出回应，全力为其立场进行辩护。
向忠同志所拟定的政治局决议明确指出：“远东局引用的立三同志在八一及八三两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言辞，实为断章取义，与原意相去甚远。”对此，政治局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并对远东局来信中的内容予以坚决的抵制。决议坚决反对远东局所提出的“中国党可能以冒险主义取代革命领导，存在反国际斗争风险”的结论，并严厉谴责其无视政治局集体决策，单独指责政治局成员的行为，这严重破坏了中央政治局长期坚持的集体领导原则。
显然，为了纾解与远东局之间的紧张关系，向忠发不仅提出了“今后远东局应克制对细节的过度苛求”的恳请，而且主动建议“远东局应指派代表参与中央政治局的核心政治讨论”，旨在在目前工作压力巨大、任务繁重的形势下，与中共中央并肩作战，共同承担起政治重任。
单纯追求与远东局关系的改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特意敦促远东局共同向共产国际发送紧急电报，恳请其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予以重新审视。
“我深感国际主席团对于我国革命近期迅猛发展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因而做出了相应的指示。基于此，中央不仅将详细情况向国际组织报告并请求其批准我们的决策，我还特地向您通报当前的紧迫形势，恳请您给予宝贵的指导意见。此外，我亦希望您能在联共中央提出此事，以便我们能够获得切实有效的援助。”
他严肃地强调：“面对这严峻的形势，它不仅攸关我国革命的走向，更成为全球范围内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恳请各位迅速作出回应。”
斯大林是否真的对相关情况毫无察觉？事实是，当时关于中国问题的关键政策，正是按照斯大林的指导方针来确立的。
故此，向忠发的申诉自然难以实现他所期待的成果。
向忠发何以“堕落”？
共产国际频发电报，但中共中央始终坚守立场，此情此景终使共产国际下定决心，派遣瞿秋白与周恩来返国，旨在执行国际的指令。
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８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布署。
国际并非根本反对武汉与南京的动乱，实则期待我方能更加主动地筹备武装起义。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以及李立三担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均未发生任何变动。因此，中共中央并未将此问题视为严重，反而断言与国际的分歧仅为“误会”，并且已经得到化解。于是，当远东局传达共产国际关于派遣李立三同志前往莫斯科的决定时，向忠发仍旧敢于提出反对，“我不同意在目前阶段调动立三同志前往莫斯科”。直至共产国际再次发来电报，坚持其原议，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接受，但他仍然坚持要求国际允许李立三同志在两个月后即刻返回国内。
此事件清晰地昭示，中共中央当时对触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认识尚不深刻。
自11月中旬起，局势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初，陈绍禹等留苏学子便敏锐地察觉到了俄国人的强烈愤慨，随即公开发表言论，对李立三的观点表示异议，并坚决要求撤销因其批评所受到的不当处分。
在此事件中，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竟毫无察觉，这让他敢于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之际，对陈绍禹等人进行严厉的指责。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就立三路线问题致发的信函。该信函基于远东局提供的有关李立三抵触共产国际的详细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在8月初召开的两次会议的详实记录，明确指出李立三及其他几位政治局成员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背道而驰的反列宁主义政治路线。
这一局面令向忠发倍感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中，他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随后，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不得不开始承认，自己需承担主要责任。
截至12月6日，他的意志已彻底瓦解，往日的正义感不复存在。他甚至变得胆怯如鼠，竭力试图将自己与一切撇清，辩称：“我对理论的理解仅限于皮毛，过去争论中提出的三个错误观点未能使他信服，更无法与他进行深入的辩论。”加之，“我无法动笔，无人伸出援手，以至于即便我感到‘立三路线’有所不妥，也无法有力地反抗，这成为了我过去的罪责——助长了‘立三路线’的蔓延。”
自然，当时他尚未察觉到陈绍禹等留苏学子背后，苏联势力正秘密提供支持。因此，他依旧坚守立场，未对先前对陈绍禹等人的处罚措施进行撤销。与此同时，他对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立场也难以容忍，坚决主张与之进行斗争。
考虑到中央政治局有必要进行改选，我深切认识到自己工作能力仍有欠缺，尤其在“立三路线”阶段，我曾肩负起重大职责。因此，我诚恳地请求组织准许我深入基层一线投身工作。同时，我深知自身态度上的诸多不足可能对政治生态带来负面影响。此外，我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宜继续承担此职务。
向忠发的辞职提议并未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率先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并对向忠自六大以来在领导政治局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紧接着，在1930年12月29日，米夫与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所准备的改选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李立三的名字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外。
瞿秋白与“立三路线”并无任何关联，却令人费解地被指控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替罪者。此外，他在莫斯科任职期间曾与米夫产生分歧，这也成为他被排除在名单之外的原因。
李维汉是另一名从名单中被移除的人物。事实上，他直至六届三中全会方才获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及政治局候补委员，却出人意料地成了国际信件中提及、代表赞同“立三路线”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在这场风波中，唯有“立三路线”的最高指挥者向忠发始终保持坚定。
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原本在政治局的成员都遭到了与会代表们的批评和谴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即便是公认的党内工作能力出众的周恩来，也未能逃脱这一命运。然而，无人敢对这位总书记发起挑战。
周恩来
众所周知，李立三在事业进程中，对向忠发这位“炮筒子”倚重颇深。向忠发本人亦曾明确表示：“政治局所犯的错误，我个人的责任尤为重大。”尽管如此，众人的指责并未直接针对向忠发。
此中的原因，或许仅此一端：向忠发本是一名工人。正如与会国际代表所指出，周恩来犯下了错误，“自应受到相应的惩处”，然而向忠发及其同仁，身为工人阶级的同志。
换言之，考虑到他们的工人地位，他们不仅不受解雇之虞，甚至无需面临惩处。国际代表明确表示：“如何才是真正地反对‘立三路线’？那便是招募并提升工人干部的政治水平，对他们实施教育及培训，使他们在指导机关为党的事业效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立三路线’”。
在近期进行的政治局委员选举中，有十位委员来自工人阶级。尽管向忠发依靠其工人身份的光环，勉强维系了总书记的职务，但他却在公开场合多次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自我贬抑至近乎自我否定的程度，这让他在人前的姿态相较从前，显得不再那般好胜。他转而将期望寄托于陈绍禹身上，力图促成这位新近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加入政治局常委会，期望借此获得他的支持与协助。
这次政治上的重创让他深刻领悟，自己再无法像过去那样独自拼战。他不止一次地流露了对一位“助手”的急切渴望。而在这些潜在助手之中，陈绍禹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实际上，他早已洞悉，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最为倚重的得力助手。然而，昔日他过于自信，未曾将陈绍禹视为平等之辈。
今日，他恍然大悟。尽管米夫与远东局最初对陈绍禹迅速加入常委之列持有保留意见，他却始终不渝，力主将陈绍禹引入会议。他已放下往日那股坚韧不拔的斗志，即便陈绍禹在会议中直言不讳，他也竭力抑制住内心的怒火。在一段漫长的时光里，每逢会议召开，他总是缄默不语，仅以附和为度。
自党的四中全会召开以来，向忠发连续作出了两项对中共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战略决策。
首要任务是，果断阻止张国焘前往江西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一职。
在四中全会圆满结束后，远东局立刻提出了加强苏区中央局领导力量的议题，并建议由即将从莫斯科归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之一）担任书记一职。
对此，向忠发明确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强调张国焘因长期居留海外，对国内的实际状况了解不足。再加上他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在多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使得双方的合作变得尤为困难。向忠发认为，在苏区的工作刚刚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之际，派遣张国焘担任领导职位，并不会对整体工作的推进产生积极影响。
尽管远东局坚信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出现重大分歧，但最终还是采纳了向忠发的提议，同意张国焘暂留中央，以便更深入地熟悉相关业务。
观察张国焘抵达鄂豫皖苏区后所推行的一言堂作风，显而易见，这一举措对于毛泽东而言，无疑是消除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威胁。
另一重要事宜则是赋予毛泽东以重任，他将被任命为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
在第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早已先行一步，作出了关于确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名单的决议。鉴于其作为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候选人。
随着四中全会的圆满闭幕，远东局指出，在遴选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成员名单时，不宜过于拘泥于表面形式。对于那些群众尚不熟悉的人物，则无需予以考虑。
因此，在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中，关于政府主席是否应当由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兼任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对于向忠发出任政府主席的必要性，社会上存在争议。同时，也有人认为苏维埃主席应享有全国范围内的崇高威望。尽管让身处上海的向忠发仅挂名担任主席或许并非最理想之选，但客观而言，除去特生（即向忠发）之外，似乎鲜有人能与之比肩，具备担任此职务的威信。
鉴于我目前身处上海，且无法亲自前往苏区，担任此主席一职的确显得没有必要。在我看来，毛泽东同志无疑是此职位的最佳人选。
显然，向忠发首先洞察并深信不疑，毛泽东不仅应当，而且完全具备担任主席这一职务的资格和能力。
毛泽东
这一提议最终获得会议和共产国际的一致认可，毛泽东由此正式担任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之职。向忠发的这一决策，无疑为毛泽东在政治生涯中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力，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逝。自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按照共产国际的指引，全党的中心工作已转向苏区、红军及苏维埃政权的构建。众多干部与工人党员被派往各个红军根据地，导致向忠发曾熟悉的城市场域，尤其是工人运动领域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更令人遗憾的是，四中全会的召开并未充分考虑党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引发了激烈的抵制。起初，以何孟雄为首的25位重要干部在反对四中全会时不幸遭受背叛，全员惨遭杀害。此后，以罗章龙为首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公然对抗。这导致了包括上海在内的多座城市及工会工作的严重受损，从此一蹶不振。面对如此局势，向忠发已难以重拾昔日那股渴望成就伟业的雄心。尽管总书记的职位依然由他担任，但能够处理的政务日渐减少。理论上，陈绍禹等留苏学生群体参与其中，实则由周恩来等人负责，向忠发的工作仅限于每周向远东局汇报一次，参与一两次中央政治局或常委会议，聆听报告并发表意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向忠发日渐消沉。一方面，他因不满陈绍禹的傲慢态度，常与其发生激烈争执，以至于远东局不得不多次介入调解；另一方面，他不顾总书记的形象，滥用党费，购置豪宅，纳妾养家，这不仅给负责其安全与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带来了压力，也引起了部分领导人的非议。因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此时已“堕落”。实际上，在此期间，“堕落”的远不止向忠发一人。周恩来回忆称，经过莫斯科改造后的六大中央委员共有36人，其中工人出身者22人。这22名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在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外，有14人相继向国民党投降，占中央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也难怪，当向忠发被捕遇害后，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曾明确表示愿意接替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但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在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愿选择一些自己信任的、即便缺乏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及寻找工人领袖的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