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豆豆《空军报》十年
作者：张聿温
目 录
走出“帅府”特殊编辑林彪亲教办成大事名满天下“文革”显威劫后余生
林豆豆丈夫去世，立于灵堂。
林豆豆，林彪与叶群的独生女，她的生命历程既辉煌又充满苦难，既畅快又笼罩在阴影之中，既春风得意又遭遇低谷，既年轻朝气又显露出沧桑。这段最为璀璨却也最为悲怆的时光，恰是她担任《空军报》编辑的十年。
周恩来与林豆豆
走出“帅府”
1944年夏日，林豆豆在延安降生。林彪自幼偏爱炒黄豆，于是女儿的乳名便取作“豆豆”。林豆豆是林彪与叶群的首个子女，伴随父母辗转于南北战场，历经艰险。林彪对这位聪明伶俐的豆豆倾注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深深的疼爱。
在林豆豆步入大学校园的前夕，她的回忆散文《董叔叔》于1962年《解放军文艺》第1期问世，随即好评如潮。客观而言，这篇散文选材新颖，内涵丰富，非寻常之笔所能轻易驾驭。杂志社更是邀请了名家对文章进行了精心加工与润色，因此，它所获得的关注与赞誉也就显得理所当然。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林豆豆的初稿本身就颇具价值。同年，她在高考中作文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林豆豆于1962年成功踏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殿堂，然而，由于身体的不适导致频繁请假，学业进度因此受到影响。对文学与写作情有独钟的她，决定转至北京大学中文系深造。然而，健康问题，尤其是与母亲关系的紧张，给她带来了精神上的重创，使得她的学习时断时续。两年之后，由于课程参与度不足，她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中断学业，回归家中静心调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她向父母提出了加入工作的请求，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随后，她便来到了《空军报》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林豆豆自幼热爱文字创作，后转而热衷于新闻事业。按常规，出身显赫、政治背景优越的林家千金，完全有条件选择更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然而，她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空军报社。这背后的原因，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她的父母，都必然深谙当时空军良好的声誉，以及空军主要领导人皆与林彪将军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这一关键因素。
林豆豆踏入职场后，特地与父母深入探讨了更名的事宜。她曾精选了三四个名字，最终决定采用“林立衡”这一名字。这个名字由林彪所赐，其中蕴含着深意：“立”代表坚定的立场，“衡”则象征均衡的发展。这个名字寓意着要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立场，并在德、智、体三方面实现全面均衡的发展。在空军报社的日常工作中，同事们尤其是在正式场合或是直接与她交谈时，都不会称呼她“豆豆”或“林豆豆”，而是尊称她为“立衡同志”。
林彪一家
特殊编辑
1965年3月的一天，林豆豆来到空军报社，使报社的同志感到既兴奋又紧张。为了安排林豆豆的工作，报社领导颇费心思。最后，尊重林豆豆本人的意见，到报社的文化处工作，原因是这个处负责编“空中哨兵”文艺副刊，这正符合林豆豆喜欢文学的口味。到了文化处，领导又指定林毅副主编具体负责帮带她，当时文化处没有主编，林毅主持处里工作。对于帮带林豆豆，林毅是认真负责、尽心尽力的。当时，台湾海峡形势紧张，蒋介石叫嚷要“反攻大陆”，解放军加强东南沿海的战备，全军都进行战备教育。为配合形势任务，文化处在副刊上开辟一个“战鼓集”专栏，内容是介绍空军在抗美援朝和东南沿海作战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典型战例。稿件都是从已经发表过的战斗报道中选择，只要压缩篇幅，重新编辑一下即可，并不费事。林毅将这个编辑任务交代给了林豆豆。林豆豆没有大学文凭，文学修养并不足，身体健康状况又时好时差，因此编稿、写稿都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好在她态度端正，为人谦和，领导照顾她，同志们尊重她，一段时间，特殊归特殊、神秘归神秘，同志们对她的工作也还是认可的。
客观而言，观察林豆豆对待同志们的态度，她并非不愿意融入集体，成为其中的一员。然而，她的家庭出身、空军领导层那“特殊”的见解，以及报社个别领导基于个人私欲的过度干预，共同筑起了一道无形的“玻璃墙”，将她与众人隔离开来。她似乎身不由己，即便不有意脱离群众，却也不得不如此。她的日常出行均需保密，行动受限。她无法像常人那样乘坐公交车，而是由一辆豪华轿车接送。她的出行还伴随着严密的安保措施，空政保卫部警卫处副处长杨森专责她的安全保卫。当她前往空军报社时，会先电话告知杨森，随后杨森便会迅速赶到空军大院东侧的京西宾馆门口等候。她的车辆一到，她下车后，杨森便陪同她进入空军大院，再前往位于主楼四层的空军报社，并将她直接引见给报社领导。若她下班，报社会提前通知杨森，杨森则会准时在报社等候，随后陪伴她前往京西宾馆上车。她的工作时间与其他人错开，上班推迟半小时，下班提前半小时。即便有时需要中午在食堂用餐，也有专人陪同，并需佩戴口罩。在办公室里，即便负责指导她的林毅，也仅与她讨论工作，不涉及闲谈。这是因为上级领导有规定，除工作事宜外，不得与她谈论其他。因此，外界人士很难一窥她的真实面貌。即便是报社内部人员，对她的认识也仅限于表面。
林豆豆的行踪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除却报社的领导，无人得以窥探其踪迹，亦不得妄加询问。她的上下班时间毫无规律，时而出现，时而缺席。由于她的行踪不定，分派给她的稿件编写任务也就难以预知她能否按时完成。然而，报纸的出版需要按时定量供稿，为了确保报纸的正常发行，林毅不得不自行编写多篇稿件，并妥善保存于抽屉之中。一旦林豆豆负责的稿件未能按时交付，他便即刻取出自己编写的稿件，以备替换。
然而，众人皆以为这一切合乎常理，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林彪家族成员，从左至右依次为林豆豆、叶群、林彪本人，以及林立果。
林彪亲教
林彪对担任《空军报》编辑的女儿在政治上关怀备至，不仅在学业与写作上提供了大量指导，更是不吝赐教，对女儿的文章逐一点评，细致入微，堪称亲力亲为。他怀揣着常人的期盼与情感，渴望子女能够成就非凡。林豆豆加入空军报社后，林彪陆续与她分享了许多关于文章写作的宝贵建议。林豆豆勤奋好学，悉心聆听，并将这些教诲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以便日后温习。
林彪始终关注着女儿写作能力的提升。1965年5月27日，《空军报》刊登了林豆豆创作的《壮志凌云》；紧接着，7月6日，该报又发表了她的《根深才能叶茂》。林彪在阅读后感到由衷的喜悦，特地将其放置于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鉴于报纸上的字体细小，他命人朗读给他听，并特意从远方打来电话，对女儿进行鼓励。林彪对林豆豆选择投身报社工作表示满意，并满怀期待。
林彪对林豆豆的指导，起初着重于最基本的知识传授。随着林豆豆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林彪所传授的内容愈发深入，政治色彩亦愈发浓厚。
1965年3月，林豆豆踏入空军报社的大门，转瞬之间，便迎来了七一党的生日前夕，仅短短三个月。然而，报社的领导却在此期间萌生了吸纳她入党的念头，此举在报社内部激起了不同的声音。林豆豆的入党消息传到正在呼和浩特休养的林彪、叶群耳中，令他们欣喜不已，特地写信向她表示祝贺与勉励。林豆豆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与她入党意见相左的赵鹏、林毅等人则未能避免这场风波，他们被记录在案，在“文革”爆发之初，便被冠以“反对林副主席一家”的罪名，成为了所谓的“反党小集团”。
吴法宪、林豆豆、叶群、林立果
办成大事
林豆豆加入空军部队后，为部队解决了一系列实际问题。其中，最为重大且富有意义的成就，便是成功邀请毛泽东同志为《空军报》亲手题写了报头。
自《空军报》创刊以来，其报头便采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书法，源自他的墨宝精选。空军政委转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向林豆豆提出请求：“立衡同志，您常往毛主席那里拜访，能否劳驾您帮《空军报》题写一个报头？”林豆豆答应尝试，并表示会尽力争取。尽管她嘴上这么说，内心其实已有几分把握。鉴于毛主席与林彪同志的关系，她相信此事应该能够顺利成行。但她并未过于自信，因此并未断然承诺，而是留有商量余地。
毛接见劳模顾阿桃，林豆豆旁。
不久之后，林豆豆的事情便得以顺利解决，这得益于叶群借助中办主任汪东兴的力量。毛主席亲笔题字，经由机要渠道递送至吴法宪手中。吴法宪欣喜若狂，毛泽东挥毫泼墨，题写了“空军报”三个醒目大字，并在题字下方特别附上一行小字：“此致林彪同志之女林豆豆”。吴法宪随即把这份毛泽东亲书的报头转交给了空军报社社长朱鸿。空军报迅速采用了新的报头。时至今日，《空军报》依然沿用着这一报头。
林豆豆空军威望大增。
名满天下
1965年9月，林豆豆随空军机关的同志一同前往江苏太仓，参与了“四清”运动。该地正是叶群所关注的重点，吴法宪亦同在那里。叶群安排林豆豆一同前往，其目的有三：一是让她亲身体验社会百态；二是加深她与空军领导及机关同志之间的感情；三是缓解母女间的相思之苦。至1966年春，林豆豆结束“四清”任务返回京城，报社领导重新为她安排了两位文化处的编辑进行采访工作，分别是苏天中与王启夫。这两位编辑在空军报社中以卓越的文笔著称，特别是苏天中，擅长散文与通讯的撰写。此后，林豆豆撰写文章时，便与这两位编辑携手合作——她负责提出主题、构思思路或参与讨论，而他们则执笔成文。
李讷、陈少敏、林豆豆、叶群
在“文革”初始阶段，林豆豆携手同仁，于《空军报》刊发数篇通讯，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普遍水准平平，其中不乏为迎合时局而作的应景之作，未能激起广泛的关注。林豆豆的写作生涯迎来转机，正是在其撰写的《三访九厂》一文中。
1968年7月13日，《空军报》的第二版与第三版刊登了题为《三访九厂》的通讯，作者署名为田忠、李红、齐夫。其中，李红系林豆豆的化名，而田忠和齐夫则分别是苏天中、王启夫的笔名。九厂位于山东青岛，是一家纺织企业。这篇通讯记录了该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其核心主题是对“文化大革命”所呈现的积极态势的歌颂，以及对“抓革命、促生产”这一伟大方针取得的显著成效的赞扬。按照常理，林豆豆作为《空军报》的记者，本不应涉足地方题材的报道，这在常人看来，无异于“越界”，甚至可能触犯纪律。然而，林豆豆却似乎一路畅通无阻。
“毛泽东对林立衡所撰《三访九厂》一文亦赞誉有加，他曾亲自对我表示：‘林立衡的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出色。’”毛泽东将《三访九厂》推荐给林彪，而林彪对此一无所知，场面颇为尴尬。林彪返回毛家湾后，向叶群询问此事。林彪略显不悦，责怪叶群为何未及时告知。
毛泽东对林豆豆的赞誉，激起了江青的嫉妒之情。她亲自前往毛家湾，向叶群提议：“豆豆如此出众，能否让豆豆代替她女儿肖力（李讷）主持《解放军报》呢？”叶群急忙回应，称豆豆尚是稚龄，与李讷相比实难望其项背。叶群不遗余力地表达，直至江青的情绪得以平息。
自观览《三访九厂》一书后，毛泽东便有所嘱托，要求林豆豆每隔一两个月撰写类似的文章一篇。豆豆对此颇感不悦，然而叶群却力主她继续撰写，并承诺一旦成文，便安排其发表。叶群固然有所图，但林豆豆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她深知，凭借自身能力，撰写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并非易事。
实际上，在报纸编辑、记者以及众多通讯员和写作爱好者群体中，林豆豆的《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一文无疑影响力最大，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此文虽未公开发表，仅于1968年1月4日的《空军报内部通讯》中刊载，实则作为空军报社内部业务学习的参考资料。然而，它却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一时的热门，被誉为“洛阳纸贵”。究其原因，在于文中林彪关于写作的见解、理念、要求及途径，极具创新性。直至后来，人们方才得知，这篇作品是《解放军报》一位作家对林豆豆的稿件进行了精心加工与润色。
无论如何，林豆豆在1965年至1968年期间，凭借几篇引人瞩目的文章，一时间声名鹊起，名满四海。然而，最能展现她写作实力的，无疑是她以独立身份发表于《空军报》上的那两篇精炼短文。
“文革”显威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空军报社因林豆豆的身影，陷入了激烈的派系斗争，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风波不断。
李作鹏夫妇与林豆豆
运动一经启动，中央军委随即发布通知，准许军队中军级以上机关及院校参与运动，并鼓励成立群众性组织。据此，空军各机关部门迅速响应，纷纷组建了“战斗队”。空军报社的战斗队被命名为“东风战斗队”，报社的绝大多数员工均加入了这支队伍，其中，林毅担任第一勤务员，刘昌东为第二勤务员，铁大升则是第三勤务员。
1966年6月至9月间，空军党委举办了第三届第十一次会议，期间波折重重，险象环生。会议最初的主题是对原司令员刘亚楼的工作作风进行批判，同时涉及原任政委、此时已改任司令员的吴法宪。鉴于刘亚楼在上一年不幸去世，对这位前司令员的批判似乎显得无所畏惧。与会各军区空军领导纷纷拨打电话回各自单位，紧急要求搜集并迅速转送相关材料，以备会议批判之需。空军机关各大部门亦相应做出了周密安排。
在空军办公大楼的走廊中，依照空军党委全会的指示，张贴了几幅醒目的大字报，其内容无不聚焦于刘亚楼的专横作风。空军报社的首张大字报出自赵鹏之手，题为《火烧吴法宪》。紧接着，林毅亦挥毫泼墨，撰写了一篇题为《西霸天——韩喆勤》的大字报，对空军报社副社长韩喆勤的霸道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然而，正当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与政委余立金处境狼狈之际，正于大连休养的林彪发声，指出此次会议对刘亚楼、吴法宪的批判实为“借亡者之威压活人”，犯了政治方向上的错误。林彪此言一出，空军全会的风向顿时逆转。除吴法宪外，与会众人皆被认定为犯了错误。空军机关及空军报社的氛围顿时变得紧张，原本张贴的大字报亦纷纷出错。随之，各战斗队亦纷纷收起旗帜，停止了行动。
该组织的首位勤务员，即为林立衡。
“愚公移山战斗队”的声望果然非同小可。队中的几位核心成员，曾有幸至毛家湾接受叶群的亲自接见，并在林家观赏了电影。叶群更是独具慧眼，决定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为人民服务”徽章定为“愚公移山战斗队”的队徽。原先那些因批判刘亚楼而调门最高的李同云等数人，转瞬间转变身份，笔触一转，便成了赫赫有名的“左派”，皆因他们站对了林家的队伍。
东风战斗队成员林毅亦发布了一张巨型标语，题名为《愚公移山，移的是哪座峰？》与“愚公移山战斗队”的公告并置。文中对“愚公移山战斗队”的公告进行反驳，强调机关民众通过大字报对领导进行监督是正当之举，抵制批评即是对民主的打压。结语中提出，关于“愚公移山”的真正目标及前进方向，世人正翘首以盼。
林毅的大字报独木难支。自林豆豆的“愚公移山战斗队”崭露头角，空政机关先前组建的战斗队纷纷宣告解散，仅存组织部的“七一战斗队”与报社的“东风战斗队”。两家勤务员毕皓与林毅商议后一致决定：我们并未犯有过错，不能轻易解散，必须坚持到底。然而，仅仅过了数日，便见“七一战斗队”的勤务员胡传绵贴出大字报宣布队伍解散。至此，“东风战斗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尽管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刺骨的寒意，林毅与赵鹏、袁亮、刘昌东、许广信等同仁仍旧坚定不移，未曾解散。不久之后，政治部发布文件，正式宣布取缔“东风战斗队”这一不良组织。紧接着，空军政委余立金亲自主持，召集空军报社的朱鸿、韩喆勤等领导开会，并正式将林毅、赵鹏、袁亮、刘昌东、许广信五位处级干部定性为“五人反党小集团”。
林豆豆的同意使得一切顺理成章。不久，她不仅在空军报社，更是在空军政治部树立了无上的权威。她所著的《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一文，被选为《空军报内部通讯》的范文，供通讯员们学习借鉴。吴法宪亲自下令，由空军报社以大字铅印的形式印制了500册，每份都发放至空军党委常委手中，要求他们认真学习。
在1968年伊始，林彪在林豆豆与空军报社副处长苏天中面前直言：“《解放军报》虽不遵我意（因肖力之故——作者注），但《空军报》理应听从我。对于《解放军报》，我无力掌控，但《空军报》我定能施加影响。”次年春季，林豆豆与苏天中向林彪汇报了空军报社执行其办报方针的具体情况，林彪对此表示赞赏：“果然是‘愚公移山’的精神。”他坚定地说：“我只需掌控这两份报纸，《解放军报》若不行，便着力抓《空军报》。”
“一笑，十年少。”而洗脸间的门上则挂着林彪书写的纸条：“笑、叫、跳。”这一对父女间的感情，颇为深厚。
尽管如此，林豆豆对林彪仍存有保留。在“文革”期间，尤其是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鉴于她对林彪的思想、行事风格、精神面貌以及健康状况有所了解，她曾向所信赖的苏天中吐露过这样的担忧：林彪不适合担任副统帅之职，若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苏天中听闻此言，急忙劝阻道：你切莫再提，否则便涉嫌反革命。他将此事告知叶群，叶群闻言怒火中烧，对林豆豆的管控愈发严格。
1971年6月，林豆豆于家中听闻林彪对毛泽东的私下议论，心中不禁生出了忧虑与担忧。她考虑向黄永胜汇报此事，却又担心其可靠性，于是便前往301医院探望胡敏。在胡敏面前，她忍不住将这一情况倾诉，并希望胡敏能通过邱会作将此事转达给毛泽东。胡敏听后严肃地告诉她：“这些话，你不宜出口，我亦不宜听闻，你告诉我，效果等同于零。”说罢，她还在耳边比划了一个圈圈。此后，林豆豆又将此事告知了程世清。程世清的反应与胡敏如出一辙，他用手紧紧捂住耳朵，说道：“你当作未曾提及，我当作未曾听闻，这一切，都如零。”
无论如何，作为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亦从中受益。1969年10月，随着弟弟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不久后，25岁的林豆豆也获任《空军报》副总编辑一职。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终于将林彪与叶群这对子女妥善安置妥当。
林豆豆向毛敬礼
劫后余生
“此事我已知晓，是总理交予你的任务，总理已与我沟通，我表示同意。”他接着说：“你去见林豆豆时，代我向她问好。她与她的父母有着本质的区别，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父母的问题不应由子女承担。父母革命，子女未必革命；父母反革命，子女未必反革命。尤其是林豆豆，在她父母逃走之前便已向中央汇报，她是有功之臣。”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相信她。纵然豆豆的汇报来得稍晚，但她的父母察觉后匆忙出逃，机组人员并未做好充分准备，有的甚至还未登机，人手不足，连舷梯都未及搬动，只能依靠一个小梯子登上飞机，最终导致在温都尔汗的坠毁……若非林立衡的报告，我们恐怕无从得知，若不电话询问，他们或许能够从容离去，后果不堪设想。”
林豆豆在对待林彪出逃一事的态度上，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情感波动。据谢静宜回忆道：“我曾与武健华一同向林豆豆和张清林传达了中央关于林彪出逃的文件。在得知飞机坠毁的消息后，豆豆的面露惊愕。然而，待文件内容宣读完毕，她显得异常平静。她的态度坚定而直接，微笑着说：‘他们选择背离人民，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
然而，林豆豆迅速坚称她父亲为人良善，而唯有母亲与弟弟品行不佳。林彪的离去，据她所述，乃叶群与林立果所为，他们“诱拐”或“绑架”了他。在长达四年的专项审查与自我检查过程中，自她提及“毛主席身边亦存有叶群之流”以来，她的处境急转直下，甚至被视作林彪与叶群留下的“眼中钉”。林豆豆致信毛主席，请求与毛主席面谈。毛主席将信件批转给了周恩来。八个月后，即1972年8月26日晚，周恩来接见了林豆豆与张清林，共谈了六个小时。在此之前，林豆豆曾希冀与周恩来进行“个别交谈”，然而这次会面却是集体性质，与会的还有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千、田维新、杨德中、谢静宜等众多人士。
“你也有错！空军给林立果赋予了指挥一切的权力，你也不例外，被赋予了‘五条’指示，声称一切都要向你请示，向你学习！”林豆豆辩称：“我并不知道他们制定‘五条’的事，一旦得知，我立即起草了针对‘五条’的反制‘五条’。”周恩来转向与会其他同志，询问是否确有此事，有人表示确有，周恩来则说：“这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在交谈之际，李德生透露，毛主席已同意林豆豆重返空军，以参与“运动”并接受进一步的再教育。在此之前，周恩来曾对负责林豆豆专案的谢静宜表示：“小谢，林立衡等人长居玉泉山并非长久之计，他们渴望投身工作，此情可悯。你的职责不应总是围绕他们。我已决定，由李德生同志负责接手此事，并安排他们的工作。鉴于林立衡曾在空军报社任职，建议她重返空军。张清林则属于总后，身为医生，宜于总后从事医务工作。李德生同志计划将他们两人的住处安排在离空军和总后均不远的招待所。”
林豆豆、张清林
自此，林豆豆与张清林各自踏上了不同的道路。林豆豆首先被调至位于公主坟的北京卫戍区某师，随后又转至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空军特意从部队与空军报社中选拔了专人，成立了“帮管”小组，旨在协助并陪伴林豆豆在学习和生活中得到关照，同时接受空军报社同仁的批评与指导。
自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拉开序幕，林豆豆的境遇急转直下。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批周公”，故而对周恩来与林彪关系的批判成为了运动的核心焦点，林豆豆因此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悲观与绝望中，林豆豆寻求结束生命的出路，她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幸得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全力抢救，她才得以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
为了遏制她再次尝试自尽，将她拘禁于一个仅有8平方米的空间内，并派遣专人全天候看护。室内始终保持灯光通明，禁止悬挂蚊帐，以致她身上被蚊虫叮咬得遍体鳞伤，红肿不堪。看守人员每日都会端来一盆稀释后的敌敌畏，倾洒于地面。屋内空气污秽，阳光无法照射，看守人员甚至在墙上凿出一个洞，每日让她将手臂伸出洞外，晒上半小时的太阳。在这样的恶劣境遇中，林豆豆的牙齿脱落了六颗，头发掉落大半，体重锐减至70余斤。
面临生死攸关之际，她向毛泽东主席寄去了一封求援信。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在阅读信件后，作出了重要批示：“解除对林豆豆的监护，准许她与张清林自由交往，明确她与死党分子有所区别。”据此，空军迅速行动，制定了具体措施：同意张清林调入空军，批准林豆豆与张清林结为夫妻，并将他们派往开封空降兵第四十三师农场接受劳动锻炼，林豆豆也随之下改为张萍之名。空军的决策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肯定与批准。
1975年10月5日，空军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报告，正式提出林豆豆转业至地方工作的申请。政治局针对这一决定作出指示：“恢复党籍、恢复原名，并安排相应的领导职务，鼓励她大胆开展工作。”身为副师级干部，《空军报》副总编辑林豆豆转业至郑州汽车制造厂，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一职，其地方职务相当于部队副营级，主要负责计划生育工作。鉴于她的转业系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批准，在1976年5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高潮期间，林豆豆被指责为“翻案风”的“残余势力”，其革委会副主任职位被撤销，并被下放到车间担任工人。1988年，林豆豆重返北京，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成为一名研究人员，化名为路漫。
林豆豆对那曾经名义上陪伴了她十年的《空军报》始终怀有深厚的情感。当《空军报》迎来四十周年庆典之际，她虽未能于白天出席，却于夜幕低垂之时，在几位亲友的陪伴下，悄然绕行至空军报社的办公楼，以这种方式默默寄托了对往昔的怀念。毕竟，那里是她青春岁月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地方。
《同舟共进》2016年12期
林豆豆立于灵堂。
脸色苍白，满眼悲伤
丈夫离世之后，林豆豆孤身伫立在灵堂之前，面容憔悴，眉宇间流露出的悲伤难以掩饰。
未曾有子嗣降临，他们携手共度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然而，丈夫的离世，意味着林豆豆将失去世上仅剩的那位亲人，她内心的哀痛之情，自是难以言喻。
林豆豆的丈夫名为张清霖，出身于贫瘠之家，凭借着不懈的勤勉与努力，成功考入湖南医学院，并在毕业后荣膺外科医生之职。
他自基层岗位起步，直至遇见林豆豆之际，已荣升为某部队医院的院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相互倾心，感情逐渐升温。1971年9月12日，林豆豆的母亲为他们主持了订婚仪式，从此，他们在法律上结为夫妻。
他们未曾料及，林豆豆的母亲选择在这一天安排两人的订婚，实则是以这对恋人作为挡箭牌，来掩饰他们那些见不得光的图谋。
次日，九一三事件爆发，林豆豆的命运即刻陷入深渊。彼时，众人纷纷劝告张清霖，与林豆豆保持适当的距离。
张清霖对爱情执着坚定，心怀善良与宽厚，他坚定地说：“无论她如何，我始终是她不离不弃的爱人。”
如此一来，他始终对陷入困境的林豆豆不离不弃，不仅在精神上给予她慰藉，更在各个方面为她提供支持与鼓励。
1974年，林豆豆摆脱了审查的束缚，重获了人身自由。
真金不怕火炼，林豆豆重获自由不久，两人便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因健康之故，林豆豆无法生育，她的日常生活中药物是不可或缺的陪伴。面对此境，张清霖并未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他坚定地说：“孩子固然重要，但我更希望你能过得安康。”
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他们始终无怨无悔，以相濡以沫的深情，共度岁月。
2022年，张清霖不幸罹患肺癌，与世长辞，林豆豆也失去了她在此世间最后的至亲。在追悼会上，她将一束花环献给丈夫，花圈上题词曰：
“英雄壮志，清辉永存，妻子林豆豆泪眼含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