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列中，一位阿拉伯血统的士兵寻觅着角落，以完成他每日的伊斯兰祈祷。祈祷结束后，他重返战友——一群犹太士兵的行列。这种看似矛盾的身分交织，正是塔米尔·沙哈达生活的常态。
“吾名塔米尔-沙哈达，现身为中士军衔的穆斯林士兵。”他如此自述，“吾衷心期盼能赢得各位的青睐，向全世界展现一位以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为荣的阿拉伯士兵的风采。”
这种身份认同蕴含着强烈的张力。在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约占全国人口的23%，然而，并非所有族群都面临服兵役的义务。德鲁兹人和部分贝都因人自发地选择了加入军队，尤其是德鲁兹群体，其中超过80%的年轻男性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履行职责，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犹太社群。
比拉尔·塔哈，同样年方二十一岁的阿拉伯战士，向我们描绘了他从基地返回家乡，再返回基地的这段旅程中的仪式：在踏上征程之前，他总会先脱去军装，换上便服。唯有如此，方能确保他安然无恙地重返位于以色列加利利地区的阿拉伯聚居小镇。“我实在难以设想，若我身着军装踏入镇子，他们将会作出何种反应，”他坦率地表示。
这种日常的谨慎背后，实则暴露出更为深远的矛盾。在阿拉伯社群中，投身军旅者往往被视作“叛徒”，并被冠以“背教者”之名。塔哈的友人们时常戏谑他：“你真打算前往加沙地带吗？那可是战火纷飞的区域啊。”极不安全，切勿萌生此念。他的叔叔向他娓娓道来以色列国防军对阿拉伯群体所发生的“诸多往事”。
然而，这些阿拉伯士兵的抉择背后，蕴藏着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德鲁兹人与以色列的联盟之始，可追溯至国家初创之际。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德鲁兹人自发挺身而出，愿加入以色列国防军。这一联盟根植于共同的利益——两个边缘群体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共同探寻生存之道。
德鲁兹教派自千年前便与正统伊斯兰教分道扬镳，他们摒弃了斋戒与割礼等传统习俗，这些非主流的行为使得他们在中东穆斯林的主流社会中长期遭受排斥。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际，关乎存亡的关键时刻，德鲁兹村落并未投身于阿拉伯联军的战斗行列，反倒是向犹太民兵伸出了援手，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与水源。
此类合作在后续的冲突中愈发巩固。1978年，以色列与黎巴嫩爆发战争之际，德鲁兹战士的表现赢得了广泛赞誉。至1989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领导层甚至敦促以色列撤回德鲁兹士兵，理由是他们在处理“可疑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时，相较犹太士兵，显得更为“果断”。
这些阿拉伯士兵不仅投身于常规部队的行列，更精心构筑了数个独具特色的作战单位。这支被亲切地称为“表兄弟”的混编小队，由犹太与阿拉伯士兵携手组成，肩负着专项打击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重任。这种合作模式彰显了一种跨越宗教与种族藩篱的团队精神。
忠诚的代价沉重无比。在德鲁兹新兵训练营中，淘汰率虽较犹太人低27%，然而阵亡率却高达42%。他们往往被派往最险峻的前线——戈兰高地上，70%的哨所均由德鲁兹战士守卫。
对于这些阿拉伯士兵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最严酷考验，或许就是在加沙地带与哈马斯的交战之中。在哈马斯的宣传片中，德鲁兹士兵被描绘成嗜血的恶魔，而战场上的最触目惊心一幕，莫过于阿拉伯血统的战士手持枪械，瞄准着自己的阿拉伯同胞。
正是这些士兵的坚守，对哈马斯构成了难以忽视的心理震慑。根据以色列情报部门披露，在与德鲁兹武装力量交火的哈马斯战斗小组中，选择投降的可能性是常规交战情形的3.8倍之高。德鲁兹战士以阿拉伯方言播出的降服广播，直击巴勒斯坦少年内心的心理壁垒。
塔米尔·沙哈达与比拉尔·塔哈，共同映射出一种崭露头角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认同。比拉尔曾如此阐述他的初衷：“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我缴纳税款，对国旗和国歌怀有至深的敬意，且曾为国防事业尽忠职守。”
在以色列圆满完成一年的青年运动志愿服务之后，他对于自己的服役经历感到无比自豪。在与全国各地的不同群体交流中，他深刻认识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相似之处远超差异”。
这种共鸣在军队的日常琐事中尤为显著。比拉尔·塔哈始终尊重犹太战友的信仰习惯，他绝不会在犹太战友面前享用芝士搭配炸鸡排，更会在安息日积极参与他们的祝酒仪式。与此同时，他也在基地一处隐蔽的角落，虔诚地执行伊斯兰教的祷告仪式。
然而，并非全体以色列士兵对当下的军事行动均持无条件的支持态度。部分预备役军人，如埃兰·塔米尔，便开始了抵制征召的行动，他们公开发声，对战争的道德基础和必要性提出了质疑。在公开信中，塔米尔如此表述：“拒绝参与一场其声称的目标全然虚假的战争是合情合理的。同样，拒绝投身于将我们的国家拖入道德深渊的战争也是正当的。””
这种内部的批判折射出以色列社会深层的复杂争议。即便是那些原本怀揣热情、踊跃报名参军的士兵，也开始对自身的选择进行反思——例如塔米尔，他在2023年10月哈马斯的袭击发生后，不顾母亲的劝阻，毅然从美国赶回以色列入伍，当时他向母亲坚定地说：“若我不前往，我将终身无法宽恕自己。”然而，时至今日，他在文中写道：“我对自己说，若我继续投身这场战争，我同样将终身无法宽恕自己。”
阿拉伯士兵的现身对传统的民族认同观构成了挑战。比拉尔·塔哈在Ofra定居点的一次经历中，与一群犹太儿童相遇，他这样描述道：“孩子们在热议我们的部队，只因他们得知其中有一名阿拉伯籍的成员。于是我走上前去，向他们坦白我就是那位阿拉伯人，我深知在Ofra接待我这样一个阿拉伯人，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不寻常。”
这种直面接触打破了传统的偏见壁垒。塔哈并未对自己的身份有所避讳，反倒是积极与那些可能未曾与阿拉伯人有过近距离交流的犹太孩子互动，让他们得以一窥一个超越了种族标签的立体自我形象。
这些阿拉伯士兵，选择披挂以色列军装，踏上了充满悖论的征途。每一步都承载着身份的微妙权衡，他们在这场血统与公民义务的较量中，寻觅着微妙的平衡。他们之存在，本身便是一份有力的宣言：身份认同得以跨越种族与宗教的隔阂，于共同家园的理念中，获得全新的诠释。
